第二天一大早，鄭耀先就出了門。
南京的清晨比上海安靜得多。街上沒什麼行人，只有幾輛黃包車在中山大道上慢悠悠地跑著。遠處雞鳴寺的鐘聲隱隱傳來，沉悶而悠長。
他套了一件灰撲撲的舊長衫，頭上戴了一頂皺巴巴的禮帽，腳上穿著一雙磨掉了後跟的布鞋。這身打扮放在南京街頭，和那些跑新聞的小報記者一模一樣。
他口袋裡揣著一張假名片——“中央日報特約通訊員周繼明”。
名片是他自己做的，用旅館房間裡的牛皮紙裁的，字是用鉛筆描上去的。粗糙，但夠用。這年頭記者的名片本來就寒磣，太精緻反而惹人懷疑。
第一站，陳崇光的公館。
公館在頤和路上，是一幢三層的西式洋樓，圍牆很高，圍牆上頭還加了一排鐵尖。門口停著兩輛黑色轎車，車旁邊靠著兩個穿黑衣服的大漢，腰間鼓鼓囊囊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別著傢伙。
鄭耀先沒有首接靠近。
他在馬路對面的一棵梧桐樹下站了二十分鐘，假裝翻看一份揉皺了的報紙。視線越過報紙上沿，把公館的外圍情況一點一點地吃進了眼睛裡。
兩個明哨——門口的黑衣人。
至少三個暗哨——對面弄堂口站著一個賣煙的，但他的煙攤上只擺了三種煙，而且半天沒開過張。不是做生意的，是盯梢的。另外兩個在公館側面的小巷子裡，一個裝作修腳踏車，一個蹲在牆根下假裝曬太陽。
標準的調查科外圍佈防。手法老套但有效，他至少需要三個小時才能找到突破口。但他不需要找。
公館不是戰場，宴會廳才是。
鄭耀先收起報紙，轉身走了。不緊不慢，步伐和路過的行人一樣。經過弄堂口的時候，那個賣煙的盯了他一眼。他回給對方一個毫無意義的點頭，像兩個互不相識的路人一樣擦肩而過。
走出兩個街口後，他又換了一個身份。
在一家舊衣鋪花了兩毛錢買了一件藍布工裝，把長衫和禮帽塞進一個油紙袋裡。又在路邊攤上買了一頂勞工帽，壓低帽簷。鏡子裡的他，從落魄記者變成了街頭幹粗活的小工。
這是他在黃埔學的，任何偽裝維持超過兩個小時就可能被識破。換裝的頻率越高，暴露的機率越低。
第二站，國民政府招待所。
招待所在長江路上，是一個西合院式的灰色建築群。外牆刷著暗紅色的油漆，正門口掛著一塊銅牌，上面刻著“國民政府招待所”七個楷體字。門口站著兩個憲兵，不是調查科的人，是憲兵司令部的。
他把假名片遞給了門房。
“你好，我是中央日報的，想了解一下貴所近期的活動安排，方便寫一篇社會版的稿子。”
門房是個中年胖子，翻了翻他的名片，打量了他一眼。
“記者？寫什麼稿子？”
“招待所最近不是要辦宴會嗎？”鄭耀先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陳委員的那場。我們編輯讓過來提前踩踩點，看看賓客名單，拍幾張照片什麼的。”
他說這話的時候特意把“陳委員”三個字咬得很重。
果然管用。
門房的態度立刻軟了下來。調查科在南京是有頭有臉的衙門，記者要來拍照是給面子。他揮了揮手，讓鄭耀先進去了。
“宴會廳在後院第三進，你自己看吧。別碰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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