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拆開了檔案袋。
裡面不只是上次那西樣東西。鄭耀先這次帶來了更厚的一沓——足足有十幾頁紙，加上兩張黑白照片和一段用鋼絲錄音機錄下來的磁帶。
“這些都是什麼？”
“李煥章和調查科韓副站長之間的利益輸送證據。”鄭耀先的聲音平穩得不像一個正在置人於死地的人，“包括三次秘密通碟的記錄、兩筆金條交易的憑證，以及一段截獲的監聽錄音——韓副站長在電話裡親口提到了李煥章的名字。”
戴笠把照片拿起來看了看。第一張是從遠處拍的——模糊，但能看出兩個人在法租界一條巷子裡交談。一個穿著特務處制服外套的矮個子，和一個調查科那邊的人。
“這照片是誰拍的？”
“沈越。我在火星事件之後就安排他暗中跟蹤李煥章了。沈越有法租界的合法居留身份——當過臥底嘛，那邊的人認他的臉。他拿著個相機在巷子對面的弄堂口蹲了三天，拍到了這些。”
第二張照片更近。是一隻手——戴著一枚刻有“煥”字的玉扳指——從一個牛皮紙信封裡抽出兩根黃澄澄的小金條。背景是一家茶樓的雅間，能看到半截竹簾子和一個青花瓷茶杯。
“金條的來路呢？”
“調查科的秘密行動經費。韓副站長每季度有一筆不走明賬的活動金費——這兩根金條的重量和他上季末報的挪用數額剛好吻合。高洪橋截獲了調查科內部核賬的通訊記錄——上面清楚地寫著，韓副站長以‘外線培養’的名目支取了這筆錢。”
戴笠沒有說話。他把磁帶放進了桌上那臺小型鋼絲錄音機裡。錄音機是德國貨，體積不大但做工精緻。他轉動手柄上好發條，然後按下了播放鍵。
嘶嘶的電磁聲之後，一段對話從喇叭裡流了出來。聲音模糊、帶著很重的雜音——但能分辨出兩個男人的聲音。一個說上海話，一個講官話。
“……東西己經送到了。六組那邊最近查得緊，你那個人要不要暫時撤——”
“不撤。他就是一條狗，越忠心越好利用。等姓鄭的倒了臺……”
“……你確定能搞定？他可是戴先生面前的紅人——”
“紅人怎麼了？紅人通共，那就是死人。我手裡有東西。只要戴先生信了——”
磁帶到這裡就斷了。後面全是雜音。
戴笠關掉了錄音機。
書房裡安靜了六七秒鐘。那種安靜的質地非常特殊——不是無聲，而是壓力。像水底的靜默，越深越沉。檯燈的燈泡發出一絲極細微的嗡鳴聲，在這種壓力下變得格外清晰。
“耀先。”戴笠的聲音變了——比剛才低了半個調，像是從喉嚨最深處擠出來的，每個字都帶著一層霜。
“這段錄音，你確定是真的？”
“高洪橋在我的指令下，從調查科的通訊頻段截獲的原始訊號。磁帶原件。如果處座覺得需要技術驗證，我可以把高洪橋本人叫來當面展示截獲方法和頻率記錄。”
戴笠沒有叫高洪橋。因為他不需要驗證。
在特務處——在這個由猜疑、血腥和權謀堆砌起來的世界裡——證據的真假從來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誰更有價值。
一邊是鄭耀先。剛剛立下保衛何部長的滔天大功。三百五十米外一槍擊斃特高課狙擊手。上海灘聞風喪膽的鐵血六哥。手下有一支百戰精兵。
另一邊是李煥章。六組組長。什麼大事沒幹過。保衛戰期間躲在站部“處理公務”。唯一拿得出手的本事就是在背後告密——而且告的還不是自己人的密，是越級去投靠調查科的人。
天平從來就沒平過。從來就不會平。
“處理乾淨。”戴笠合上了檔案袋。聲音冰冷得像鐵軌。“人不要出特務處。不要聲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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