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寒把檔案袋裡的東西倒在了桌上。
三張紙。
第一張是一份德文列印的銀行流水，上面有霞飛路169號德國洋行的公章。第二張是一份手寫的人員名冊，列著十二個日文名字和對應的德國護照號碼。第三張是一張法租界工部局的紅色公文紙，左下角蓋著法國駐滬總領事館的鋼印。
鄭耀先拿起那張名冊看了幾眼。
“這些名字是什麼人？”
“日本參謀本部派駐上海的情報軍官。”林默寒在他對面坐下來，把眼鏡摘下來用衣角擦了擦，“他們全部持有德國護照，以德國洋行僱員的身份在法租界合法居留。洋行給他們開了工資單、繳了稅、辦了居住證。從紙面上看，這十二個人跟日本沒有任何關係。”
“這些東西你從哪搞來的？”
林默寒停了一下。
他把眼鏡重新戴回去，鏡片反射著檯燈的光。
“六哥，你之前問過我一個問題。1930年在東京，我跟Kruger到底什麼關係。”
鄭耀先沒有說話，只是看著他。
“1930年秋天，我在東京帝國大學讀軍事工程學的最後一個學期。”林默寒的聲音很平靜，像是在敘述一件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特高課懷疑我和中國駐日使館的武官有秘密聯絡，把我從學校宿舍帶走了。關在?的一個地下室裡刑訊了三個月。”
鄭耀先的眉頭微微一動。
“三個月的行蹤空白。”
“對，就是那三個月。”林默寒的嘴角浮起一絲苦笑，“特高課的刑訊手段你應該清楚。灌水、電擊、竹籤，第二週開始用鐵絲穿指甲縫。第三週把我吊在房樑上，腳下放一盆冰水，每隔三個小時浸一次。他們想從我嘴裡撬出中國情報系統在東京的佈局圖。我什麼都沒說，不是因為我有多忠誠，是因為我確實什麼都不知道。”
林默寒說這些話的時候語調平淡得像在唸一份天氣預報，但鄭耀先注意到他左手無名指的指甲蓋顏色發灰，那是新長出來的，底下的老指甲應該是被拔掉了。
“那你怎麼出來的？”
“Kruger。”林默寒吐出了這個名字，“Martin Kruger，德國駐日大使館的三等秘書。他是我在帝國大學的導師，也是個德國人。他跟特高課的某個高層有舊交情，用自己的外交豁免權作為擔保，強行把我從那個地下室裡提了出來，把我安排到了德國大使館的醫務室裡養了半個月的傷，然後用一本臨時的德國旅行證件把我送上了回國的輪船。回來以後大病了一場，左耳聽力到現在都沒有完全恢復。”
鄭耀先沉默了很久。
桌上的檯燈嗡嗡地響著，燈絲在玻璃罩子裡微微顫抖。
“所以你欠他一條命。”
“不止一條命。”林默寒的語氣忽然變得很堅定，“Kruger被特高課事後追究，從東京調回了柏林坐了兩年冷板凳。去年他被重新啟用，外派到了上海。他給我寫了一封信，說他手上有一批日方透過德國洋行走私軍火和洗錢的核心證據，問我要不要。”
他指了指桌上的三張紙。
“就是這些。”
鄭耀先拿起那張工部局的紅色公文紙，仔細看了看左下角的鋼印。
“這是法租界的全面搜查令？”
“對。Kruger透過德國駐滬領事館向法租界工部局提出了正式的外交照會，稱德國洋行涉嫌被日方滲透利用，要求法方進行全面搜查以維護德國商業信譽。工部局不敢得罪德國人，簽發了搜查令。”
“好厲害的路子。”鄭耀先把公文紙放下來，“利用德國人的外交面子，逼法國人出手。日本人就是想反對，也只能跟德國領事館去吵，跟我們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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