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武藤露出他的新手牌。
蘇州河對岸，日本人的一棟三層小樓裡，窗簾拉得嚴嚴實實。
武藤坐在辦公桌前，面前的牆上釘著一張上海法租界的地圖。地圖上用紅色的線標出了鄭耀先過去兩個月的日常行動路線。
從特務處大樓出發，到霞飛路，這是最常走的一條線。
從西馬路經過法華路，到貝當路，這是偶爾出現的一條線。
武藤的目光停在了貝當路上。
他翻開桌上的一疊盯梢報告，找到了兩條記錄。
第一條，三個月前：目標在貝當路短暫停留，抽了一根菸後離開。逗留時間約三分鐘。
第二條，苦肉局結束後的第二天凌晨：目標在結束慶功宴後獨自步行返回住處，途經貝當路時放慢腳步，在一家咖啡館門口駐足約兩分鐘，隨後加速離開。
兩次。
兩次都跟貝當路有關。
兩次都沒有進任何店鋪。
武藤用食指輕輕敲了敲桌面。
如果鄭耀先是去見什麼人，他不會在門口停下來。他會首接進去，辦完事，然後離開。一個訓練有素的特工不會在目標建築外面毫無意義地逗留，那隻會增加暴露的風險，
但他停了，
而且沒有進去。
武藤在心裡做了一個簡單的機率推演：一個人偶爾路過一條街，不奇怪，但兩次都在深夜或凌晨，兩次都刻意放慢了腳步，兩次都沒有進入任何建築……
這不像是去辦事，更像是在確認什麼人的安全。
而一個男人，在深夜放慢腳步去確認安全的物件，通常只有一種可能。
武藤站起身，走到地圖前，用一支紅色鉛筆在貝當路的位置畫了一個小圓圈，
然後他拿起了桌上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讓蛾來見我。”
十分鐘後，一個穿著深灰色毛呢大衣的女人走進了辦公室。她大約二十五六歲，面容介於東方和斯拉夫之間，高顴骨，灰綠色的眼睛，嘴唇抿成一條細線，
這是特高課從哈爾濱調來的一枚暗棋。她的父親是日本人，母親是白俄流亡貴族。她在哈爾濱長大，精通日語、俄語和法語，中文也說得像模像樣。她的掩護身份是白俄移民，在法租界這種地方，沒人會多看她一眼。
“貝當路。”武藤把地圖上那個紅色圓圈指給她看，“我要你在這條街上租一間房，至少住一個月。你的任務只有一個：觀察。”
蛾沒說話，等著下文。
“這條街上有多少家店鋪，每家店的老闆是誰，僱了幾個人，常客是什麼人，幾點開門幾點關門。全部記下來。”
“重點目標？”蛾開口了，聲音很低，帶著一絲沙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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