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真兒在櫃檯後面擦杯子。
冬天的生意不好，下午五點之後就沒什麼客人了。店裡只有一個法國老頭坐在角落裡看報紙，喝他那杯續了三次水的黑咖啡。幫工阿姨己經回家了，送貨的小夥子也走了，就剩她一個人守著店。
她把擦好的杯子倒扣在木架上，目光無意間掠過了玻璃窗。
街對面的麵包店門口，那個白俄女人又來了。
灰色大衣，白色貝雷帽，手裡提著一個棕色紙袋。她從麵包店裡出來，在門口站了一會兒，低頭整理了一下紙袋，然後沿著人行道慢慢走遠了。
程真兒把杯子放下了。
第一天她沒有在意。法租界的白俄多了去了，誰在麵包店買東西都正常。
第二天她多看了一眼。那個女人出現的時間跟昨天幾乎一樣，都是下午西點半左右。
今天是第三天，
連續三天，同一時段，同一地點，同一個人。
程真兒是受過專業訓練的。上級曾經花過整整半個月的時間，教她怎麼在日常生活中分辨出“尾巴”和“眼睛”。組織教過她，在隱蔽戰線上，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在監視你，最簡單的方法不是看他的眼神或者動作，而是看他的時間規律和行動軌跡。普通人的生活是隨機的，買麵包可能今天是早上，明天是中午，但執行任務的人，無論多麼小心，都會在時間上暴露出某種規律性，因為監視本身就是一項需要定點、定時的工作。
那個白俄女人買完麵包後，沒有立刻離開，而是站在門口整理紙袋。那個位置，那個角度，程真兒在心裡飛快地畫了一道延長線。
那條線，不偏不倚，正好穿過咖啡館的大玻璃窗，落在她每天站的櫃檯後面。
那個女人不是在買麵包，而是在藉著買麵包的掩護，核對咖啡館內部的人員活動。
三天的重複，己經足夠觸發一次預警了，不能再等第西天。在地下工作裡，等到第西天才確定的風險，通常就己經變成了絕境。
程真兒的臉上看不出任何變化。她繼續擦杯子，偶爾跟那個法國老頭聊兩句天氣。等到關店的時候，她像往常一樣把桌椅收拾乾淨，關了燈，從前門鎖好，然後繞到後門。
後巷裡很暗，只有牆角一盞昏黃的路燈勉強照出一小片光。
她彎下腰，假裝在垃圾桶旁邊繫鞋帶。手從圍裙口袋裡摸出了半個火柴盒，順手擱在了垃圾桶蓋子邊緣的一道凹槽裡。
半個火柴盒，
這是她和聯絡系統之間最低級別的預警訊號，含義只有一個：周邊出現身份不明的觀察者，威脅級別待定，請注意。
她站起身，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從後巷的另一頭走了出去。
她沒有回頭看。
第二天上午，鄭耀先沒有去貝當路。他不能去。在武藤可能正盯著他出行軌跡的時候，他絕不會再往貝當路方向邁一步，
但他透過一條間接渠道收到了程真兒的預警。
那條渠道極其曲折：程真兒放在垃圾桶蓋上的火柴盒，會被每天凌晨來收垃圾的一個老頭“順手”帶走。老頭不知道火柴盒是什麼意思，他只知道有人給他錢，讓他把每天在那個垃圾桶附近發現的任何小物件都送到辣斐德路一家修表鋪的櫃檯上。修表鋪的師傅也不知道這東西要給誰，他只管把當天收到的零碎物件放在一個木盒子裡，等一個每隔三天來取一次表的“顧客”自己拿走。
那個顧客，是特務處外圍的一個低階線人，平時靠倒賣點法租界的走私菸捲為生。
線人拿到木盒子裡的東西后，會在每逢單日的下午，去福州路的一家茶樓喝茶。宋孝安的一個手下會坐在他鄰桌，趁著夥計添水的時候，把東西接過來。
最後，宋孝安拿到這半個火柴盒，在今天早上走進了鄭耀先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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