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和洋行關門那天，上海下了一場小雨。
宋孝安帶著兩個人去做的最後清算。他把賬冊封箱，把字據燒乾淨，把牌匾摘了下來。門上掛了一把新鎖，鑰匙交給了房東。
“六哥，洋行的事全辦妥了。”宋孝安回來彙報的時候，鄭耀先正站在窗前抽菸。
“嗯。”
鄭耀先沒有回頭。他看著窗外灰濛濛的天空，手指夾著煙，菸灰快要掉了也沒彈。
宋孝安等了一會兒，沒等到下文，識趣地退了出去。
門關上以後，鄭耀先把菸頭按滅在窗臺上。
利和洋行關了。貝當路上最後一塊擋箭牌沒了。從今天起，武藤的蛾只剩下一個可以盯的目標，那就是咖啡館。
他在心裡默默地數了一下：從洋行撤走到武藤做出下一步動作，按照特高課的行動節奏，最快三天，最慢一個星期。武藤不是一個拖泥帶水的人，他一定會趁熱打鐵。
他賭三天。
事實證明，他賭對了。
第三天，貝當路，下午兩點。
天陰著，像是隨時要下雨的樣子。街上行人不多，麵包店的王老闆娘在門口跟送貨的小夥子吵架，雜貨鋪的廣東老闆在櫃檯後面打瞌睡。貝當路跟往常一樣安靜，安靜得讓人犯困。
蛾在公寓裡換了一身衣服。她脫掉了那件打零工的舊棉襖，換上了一件剪裁合體的灰色呢子大衣，頭髮梳得整整齊齊，別了一枚小小的銀色髮卡。今天她不是來找零工的白俄窮女人，她是一個體面的白俄移民，想在異鄉的下午喝一杯咖啡。
她在鏡子裡審視了自己一遍。表情自然，眼神柔和，嘴角帶著淡淡的微笑。完美。
蛾推開了咖啡館的門，
這是她第一次走進這家店。
門上的銅鈴叮咚響了一聲。她邁過門檻，環顧了一下西周。店面不大，靠窗西張圓桌，靠牆兩張長條桌，櫃檯在右手邊。櫃檯後面站著一個穿藍底碎花圍裙的年輕女人，正在擦一隻玻璃杯。
蛾在靠窗的桌邊坐下來。
“小姐，來一杯什麼？”程真兒放下杯子，走過來，手裡拿著一塊粗布抹布，在圍裙上蹭了蹭手。
“黑咖啡，不加糖。”蛾用帶著白俄口音的中文說。
“好嘞，”程真兒轉身去煮咖啡。
蛾的目光在她的背影上停留了兩秒鐘。這個陳小姐走路的時候重心很穩，腳步聲幾乎聽不到。普通的咖啡館老闆娘不會這樣走路。穿高跟鞋的上海太太不會，穿布鞋的蘇州姑娘也不會，這種步態，蛾在哈爾濱的特高課訓練營裡見過，那是受過專業體能訓練的人才會有的，
但也可能是巧合，有些人天生輕腳輕手。
咖啡煮好了。程真兒端過來放在桌上，笑了笑：“小姐慢用。”
“謝謝，”蛾接過咖啡杯，喝了一口。咖啡的味道不錯，火候恰到好處，不澀不苦，然後她像是不經意地問了一句，“陳小姐，我想打聽一個人。有一位姓鄭的先生，朋友說他常來你這裡喝咖啡，你認不認識？”
程真兒的眉頭微微皺了一下。
“姓鄭的？”她歪著頭想了想，語氣裡帶著明顯的困惑，“法租界姓鄭的多了去了，不知道你說的是哪一個？是高個子還是矮個子？胖還是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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