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從傘沿滴下來，在他腳邊匯成一條細小的溪流，沿著馬路牙子流向了路邊的下水道口。
程真兒抬起頭來，目光穿過被雨水模糊的玻璃櫥窗，看到了對面那個撐著黑傘的人。
她的手頓了一下，然後繼續擦杯子。
兩個人隔著一條雨中的街道對視了大約五秒鐘，
沒有招手，沒有點頭，沒有任何可以被第三者察覺到的訊號。
只有一個極其短暫的、幾乎不存在的微笑。
那微笑出現在程真兒嘴角的瞬間就消失了，快得像一滴雨水從葉片上滑落，但鄭耀先看到了。
她沒事，她很好，她還在那裡。
鄭耀先把傘轉回來，遮住了自己的臉，然後他若無其事地走到了路邊的一條長椅旁，坐了下來，從口袋裡掏出一份報紙翻了兩頁。
在他起身離開的時候，一個用深色防水油紙包著的小包裹被留在了長椅的扶手下方。裡面是兩盒消炎藥和一小瓶養胃的丸藥，是他託人從法租界的仁濟醫院弄來的。
藥品包裝紙的內側用極細的鉛筆寫了一行小字：“近期有變，謹慎。”
程真兒會在合適的時候來取。她做事向來謹慎，絕不會在有人注意的時候動手。
鄭耀先離開貝當路的時候，雨似乎下得更大了一些。他撐著傘走在法租界的老街上，身邊是匆匆走過的難民、叫賣梨糖的小販、和用法語爭吵的印度巡捕。一個穿著破棉襖的老頭蹲在路邊，面前放著一隻搪瓷碗，碗裡只有幾個銅板。老頭看上去有六七十歲了，面色蠟黃，嘴唇乾裂，眼睛裡帶著一種認命了的呆滯。
鄭耀先走過去的時候，往碗裡丟了一塊銀角子。老頭抬起頭來看了他一眼，嘴唇哆嗦了兩下想說句謝謝，但最終什麼都沒說出來，只是低下頭去繼續蹲著。
一個破碎的世界裡，所有人都在各自掙扎著活下去。
他拐過一個街角，在一個賣烤紅薯的攤子前面停了一下。攤子的主人是個西十來歲的婦人，圍著一條髒兮兮的圍裙，手上滿是煤灰。爐子上烤著七八個紅薯，散發出一股甜膩膩的焦香。
“來一個。”鄭耀先掏出兩個銅板放在攤上。
婦人用荷葉包了一個遞給他。他接過來捧在手心裡，熱乎乎的，像是捧著一團小小的火焰。
他沒有吃。他邊走邊把紅薯放進了風衣的內口袋裡。
他在心裡默默算了一下，上一次和程真兒真正面對面說話，己經是快兩個月前的事了。在那之前，他們只通過暗號、密信和死信箱保持著最低限度的聯絡。
兩個月。
對於普通人來說，兩個月可能只是一段不長不短的時光，但對於他們這種人來說，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後一天。每一次隔街相望，都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
他不敢想太多。
一個合格的臥底，不應該有太多的私人情感，但他又沒辦法完全把那些東西從心裡剔除乾淨。它們像是扎進肉裡的碎玻璃，你不去碰它就不疼，但你知道它一首在那裡。
剛才她看他那一眼裡的神色，他讀得懂。那不是一個普通女人看一個普通男人的眼神，那是一個特工看另一個特工的眼神，裡面有確認、有關切、有一種無法言說的堅定。
她在告訴他：我還在堅守。你也是。
回到特務處據點的時候，宋孝安正在門口等他，手裡攥著一張剛解碼的電報紙，臉色有些難看。
“六哥，南京來的加急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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