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覆他們，我們理解技術保密的需要。
建議雙方可以先簽署一個無法律約束力的‘合作諒解備忘錄’，明確共同感興趣的方向、基本原則和下一步工作安排。同時，基於他們己經提供的有限資料，我們可以組織專家，在我們選定的實驗場地，進行小範圍的、封閉式的技術原理驗證測試。
測試透過，再談下一步；
測試不透過，或者他們不願接受測試，那麼‘合作諒解’也就止於諒解。
把球踢回去，看他們接不接。”
這一招，既沒有關閉合作大門，又把驗證的主動權部分抓了回來，將壓力轉移給了對方。
《脊樑》劇組調整劇本後，拍攝進入了一種新的狀態。
那位生病企業家的角色成了“影子”，他的困境和抉擇透過其他角色的對話、回憶、以及主角內心的掙扎來體現，反而產生了一種更含蓄、更有張力的戲劇效果。
馮導最初的不滿，漸漸被這種新發現的藝術可能性所取代，拍攝現場甚至多了些創作上的興奮。
趙小軍肩上的壓力稍減，但父親趙德昌那句“停下來想想，未必是壞事”卻時常在他腦中迴響。
他開始更多地參與到劇本討論和藝術創作中，而不是僅僅盯著預算和進度。
一次，在討論一場涉及“政商關係”的戲時，他下意識地說了一句：“這個地方，是不是太理想化了？
現實中，可能更復雜，也更……”
話沒說完，他自己停住了。
編劇和馮導都看著他。
趙小軍有些尷尬地笑了笑：“我就是隨口一說，藝術創作，你們定。”
但那位老演員卻拍了拍他肩膀：“小軍制片，你這話在點子上。
咱們這戲，不怕寫複雜，就怕寫簡單了。
關鍵是這複雜怎麼寫，導向哪裡。
你多提提想法，咱們一起琢磨。”
許峰事件的處置在穩步推進，其引發的震盪波開始向更廣的範圍擴散。
省內幾家曾與許峰旗下公司有過股權合作或融資關係的民營企業，開始主動向監管部門說明情況，撇清關係。
金融系統內部進行了一輪風險警示教育。
省委組織部和國資委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加強對國有企業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情況的常態化核查，尤其關注與企業主營業務相關聯的經商行為。
這些舉措，並非首接源於許峰案，但許峰案像一劑催化劑，讓一些早己存在的規定和制度，被更加嚴肅地提起和執行。官場上，一種“乾淨”、“安全”的距離感，在微妙地增強。
幾天後的一個下午，林惟民正在審閱一份關於全省縣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報告，田國富敲門進來，臉色比平時更加嚴肅。
“書記，周銘材料裡提到的開發區那塊地，審批卷宗審計有發現了。”
“當年負責土地出讓方案初審的一位開發區規劃處副處長，在龍騰能源提交土地申請前三個月，其配偶的銀行賬戶，收到了一筆來自許峰某個關聯公司的、無明確商業理由的二十萬元轉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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