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轉身走回辦公室，把那件外套掛在衣帽架上，從口袋裡掏出那些名片一張一張地看過去。
有些名片他記得很清楚——對方說了什麼話、做了怎樣的手勢、眼神里帶著怎樣的光，他都還記得一清二楚。
有些名片他不太記得了，只是模糊地記得那個人的臉和語氣，但具體的名字和頭銜有些模糊了。
他把那些名片按照國家和地區分類放進抽屜裡，然後在辦公桌前坐下來，翻開那個墨綠色的筆記本，在新的一頁上寫下了一行字：“開放不是別人給我們的機會，是我們給自己創造的可能。
機會需要發現，可能需要創造。
發現靠眼睛，創造靠雙手。
眼睛要亮，雙手要勤，心要定，路要穩。”
他看了幾遍那行字，合上筆記本，關掉檯燈，走出了辦公室。
夜色很深很沉，路燈的光在冷空氣裡凝成一顆顆昏黃的光團，
他走在那些光團之間，影子在腳下一會兒拉長一會兒縮短，
一會兒跟前面的路重疊在一起，一會兒又跟後面的夜色融為一體，
像是他在這條漫長的路上留下的所有印記，都在隨著他的腳步一點一點地生長、一點一點地延展、一點一點地變成別人也能辨認得出的方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想要躺平的心始終得不到滿足。
這邊剛有點起色，另一邊的電話就來了。
不是宏觀的，是具體的；
不是貿易的，是民生的。
他接到任務的時候正在看一份關於數字貿易規則的內部報告，電話響了，接起來之後那頭的聲音說
“惟民同志，你抽時間下去跑一趟。
最近教育方面反映的問題比較多，課後服務搞了幾年了，但有些地方流於形式，教師負擔反而加重了，老百姓有意見，基層幹部也有意見。
你去看看，到底怎麼回事，拿個方案出來。”
他沒有多問，說了一個“好”字，就把電話掛了。
放下話筒之後他在椅子上坐了一會兒，目光落在窗外那棵銀杏樹上。
葉子己經落了大半，剩下的那些在初冬的冷風裡瑟瑟地抖著，像是一群不肯離開枝頭的倔強的老住戶。
他在想一個問題——課後服務這個政策，初衷是好的，是為了解決家長接送孩子的“三點半難題”，是為了減輕學生的課業負擔，是為了讓教育迴歸學校主陣地。
政策初衷是好的，但好政策不一定能帶來好結果，中間隔著執行、隔著落實、隔著基層的實際條件和承受能力。
如果執行不到位，好政策也會變成壞政策；
如果落實不走心，好政策也會變成形式主義；
我們的工作一切都是以服務大家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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