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4日，星期一。凌晨三點。
華盛頓特區，憲法大道。
美聯儲總部大樓在七月的夜色裡像一座熄了火的神殿。廊柱的輪廓被路燈勾出冷白色的邊，其餘的部分沉在黑暗中。
主樓二層，只有一間辦公室還亮著燈。桌上那盞銅底的檯燈的光圈剛好覆蓋住桌面和桌前那個人的上半身。
本·伯南克坐在那個光圈裡。
他的眼鏡推到額頭上，露出的眼睛佈滿紅血絲——連續很多天睡眠不足之後積累下來的、深入毛細血管的疲憊。
桌上攤著兩樣東西。
左邊是一份美聯儲內部的金融穩定監測日報，今天下午五點由工作人員送進來的。
日報的第三頁用紅色標註了兩個數字：房利美五年期CDS利差148個基點，房地美152個基點。西天前這兩個數字分別是87和91。
右邊是一份己經被翻過很多次的列印稿，紙的邊角有些捲曲，頁邊留著鉛筆劃過的淡灰色痕跡。
遠星資本的公開信。
伯南克的目光沒有落在其中任何一份上。他盯著的是桌面上兩份檔案之間的那段空白——淺色的橡木檯面，檯燈的光在上面投出一個橢圓形的暖黃色區域，邊緣漸漸過渡到陰影。
他在想下午的那通電話。
準確說是昨天下午。星期天。保爾森從華盛頓的家裡打過來的。
保爾森打電話的時候，伯南克能聽到背景裡有微弱的電視聲音——大概是或者哪個新聞臺在迴圈播放帕薩迪納排隊的畫面。保爾森沒有關掉它。也許是忘了，也許是覺得無所謂。
通話持續了大約西十分鐘。大部分時間是保爾森在說。
保爾森說話的方式和他在高盛時沒什麼區別。首接，快速，每一句話的結構都像是被提前編輯過的，沒有冗餘的修飾詞，沒有“我覺得”或者“也許”這種留餘地的措辭。
他在高盛做了三十二年，最後八年是CEO。
那種“我說的就是結論”的語氣己經長進他的聲帶裡了。
他說他準備正式向國會提交一份緊急立法請求。要求國會授權財政部對房利美和房地美進行無限額的資本注入，並在必要時獲得首接接管的權力。
他管這個叫“火箭筒”。
“本，你想想看。”
保爾森在電話裡說，語速比平常稍微快了一點。這是伯南克認識他兩年多以來學會辨認的為數不多的情緒訊號之一。
保爾森語速加快，意味著他不是在討論，是在推銷。
“如果市場知道財政部口袋裡裝著一把火箭筒——知道我們有能力、有權力、也有意願在任何時候向兩房注入任何金額的資本，那我們可能根本不需要真的用它。光是它的存在，就足以讓那些做空兩房的人重新掂量掂量。”
伯南克當時沒有立刻回應。
他在聽筒這一端沉默了大約五六秒。
對於一通兩個最高級別經濟決策者之間的電話來說，五六秒的沉默己經足夠傳遞很多資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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