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那份兩房結算報告翻過去，扣在桌面上。
“兩房這筆，十倍。”
他說，“貝爾斯登那筆是一百西十多倍。同樣是深度價外的看跌期權，同樣是標的公司從幾十美元跌到幾乎歸零。”
伊莎貝拉點頭：“我算過。差異主要來自兩個因素。第一，貝爾斯登那筆建倉的時候，市場上幾乎沒有人在買那個行權價的Put，所以權利金極其便宜——每份合約不到十五美分。
但到了六月我們建倉兩房的時候，整個華爾街己經因為貝爾斯登的故事開始瘋狂買入各種金融機構的看跌期權。”
“所以需求推高了權利金。”
“對。同樣深度價外的Put，在六月的報價甚至是貝爾斯登那批的五六倍。我們每一美元的權利金能撬動的名義敞口小了很多。”
“他們抄對了。第二個因素？”
“隱含波動率。”
伊莎貝拉說，“貝爾斯登崩盤之前，整個金融板塊的隱含波動率還在歷史中低位。做市商定價那些深度價外期權時，用的波動率假設還停留在“和平時期”。
但到了六月，IV己經飆升到了歷史高位。同樣深度價外的期權，做市商收的權利金自然就高了。”
“市場學聰明了。”
“對。或者說——市場被貝爾斯登教育了。”
陸澤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兩下。
“這個趨勢不會逆轉。”
他嘆了口氣，“從現在開始，每一次新的崩盤事件發生，華爾街那幫人就會更加瘋狂地撲向下一批深度價外的看跌期權。需求越來越大，權利金越來越貴，同樣的本金能撬動的槓桿越來越小。”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賺一百倍。第二個賺十倍。第三個可能只賺三倍。”
“所以貝爾斯登那筆，永遠不會被複制了。”伊莎貝拉說。
“不會。”
陸澤說，“那是一次性的。天時地利人和，不可複製。但十倍依然很好。九千萬依然很好。”
他停了一下。
“而且場內的流動性限制意味著——這種單一標的的精準做空，我們能投入的本金天然有上限。幾百萬到一千萬，差不多就是極限了。再多就會把盤口打穿，把我們自己的建倉成本推上去。”
“所以真正的大頭不在這裡。”伊莎貝拉說。
“不在這裡。”
陸澤的目光移向窗外。陽光打在對面大樓的玻璃幕牆上，反射出一片刺眼的白光。
“大頭在CDS。在標普和VIX的看跌看漲。在那些行權價低到所有人都覺得是廢紙的深度期權。那些東西不受場內流動性的限制，因為是場外定製的——名義敞口可以做到幾百億。”
“但它們需要系統性的崩潰才能兌現。”
“對。兩房被接管不夠。一家銀行倒閉不夠。需要的是大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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