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花了相當多的時間研究2008年。那時候他不知道自己會穿越，但他對金融史本身就有一種近乎職業病的興趣。
他讀保爾森的回憶錄的時候，注意到了保爾森反覆提到的那個細節：他在那個九月的胃痛、他每天吞胃藥的次數、他在國會面前的那種“我己經拿不出更多政治資本”的疲憊。
他讀伯南克的書的時候，注意到了伯南克對那個週末會議的描述，他承認他和保爾森在“是否救雷曼”這個問題上沒有真正的分歧。所謂的“分歧”是後來敘事的產物。
在那個週末，伯南克選擇了配合，而不是獨斷。
他讀蓋特納的書的時候，注意到了蓋特納描述紐約聯儲那個週末會議時的筆調：一種“我們試過了，但每條路都被堵死了”的、近乎宿命論的剋制。
而索爾金那本書——一個現場記者用幾百次訪談拼湊出來的、關於那個九月每一個小時發生了什麼的全景，給了他最具操作性的細節。
比如巴克萊在最後一刻被FSA叫停的時候，鮑勃·戴蒙德的反應。比如保爾森在聽到這個訊息時對蓋特納說的那句髒話。
比如華爾街那個三百億的財團方案，是怎麼在週日下午成立、又在週日晚上隨著巴克萊的退出而崩塌的。
這些細節，普通的穿越者不會記得。
他們只會記得“雷曼在某月某日破產了”這種宏觀事實。
但具體到那個週末每一個小時的決策路徑、每一個人的心理狀態、每一條救援方案為什麼失敗——這些需要專門去研究。
陸澤研究過。所以他記得。
但記憶是關於原歷史的。而原歷史己經被他自己改寫了,所以他要重新推演。
陸澤從抽屜裡拿出一張白紙，一支鉛筆。
兩房在一週前被接管了。提前了兩週。這是他自己用七月七日的那封公開信，加上後續一系列動作，主動加速的結果。
然後，全光宇在首爾召開了那場新聞釋出會。
那場釋出會是一個很大的意外。
陸澤看著那張白紙，承認這一點。他不可能預料到那些監管者的想法。
他知道在原歷史上，KDB對雷曼的收購最終失敗了。
但失敗的方式是漸進的——KDB和雷曼的談判一首拖到九月初，然後在九月第一週慢慢淡出，最後在某個不那麼戲劇性的時間點正式宣告破裂。
但在這個時間線裡，全光宇做了一件不一樣的事。
他召開了公開的新聞釋出會。他用FSC委員長的官方身份，公開宣告“國家金融機構不應主導對全球投行的收購”。
這不是漸進的退出。而公開的、決絕的撤退。
陸澤不完全清楚全光宇為什麼這麼做。可能是他自己內部的政治考量——李明博的“世界韓國”願景把KDB往火坑裡推，全光宇作為監管者需要一次足夠公開的表態來鎖住自己的立場。
但不管原因是什麼，結果是：在這個時間線裡，“雷曼救援路徑”中“亞洲戰略投資者”這一支，提前了將近兩週被徹底關閉。而且關閉的方式比原歷史更公開、更具傳染性。
這影響很大。
陸澤在白紙的最上方寫了一行字：
在這個被改寫的時間線裡，雷曼能被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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