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看著他,眼神里閃過一絲無奈,但更多的是一種“別再問了”的疲憊,“你聽我說。我個人也不喜歡這麼幹。但你知道現在外面是什麼情況嗎?花旗今天跌了百分之二十。如果它倒了,不是死一家銀行的問題,是幾千萬美國家庭的存款,是整個國家的金融系統。”
“華盛頓那兩位現在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他們需要一個交代,需要一個姿態,需要讓市場看到,攻擊國家金融命脈的人會被立刻制裁。”
主管拍了拍里維拉的肩膀:“這種時候,沒有人會去深究程式上的瑕疵。把活幹了。如果他真做空了,這是大機率——你就是抓住金融罪犯的英雄。如果他真沒做空,那也是上面的決策,不是你的責任。你只是個執行命令的檢察官。再說嘛,他就算沒做空,肯定也會犯其他罪...你懂吧?”
“開始寫吧。兩個小時。我去協調FBI紐約分局的人,讓他們待命。”
主管說完,轉身快步離開了。
里維拉獨自坐在格子間裡,看著電腦螢幕上那個空白的文件模板。
他給妻子回了條簡訊:“今晚的晚飯你來做吧,我可能要很晚。”
然後他深吸了一口氣,開始敲擊鍵盤。
他打開了SEC緊急傳過來的格里菲斯的基本資料,以及那份引爆了一切的報告。他必須在這份宣誓陳述書裡,構建一個邏輯自洽的“犯罪故事”。
他的手指在鍵盤上飛快地移動,一行充滿了法律術語和“假定性”措辭的文字出現在螢幕上:
“……基於嫌疑人大衛·R·格里菲斯的職業背景及其對花旗集團內部非公開財務資訊的深度掌握,本辦公室有合理理由相信,嫌疑人極有可能在釋出上述誤導性或重大非公開資訊之前,己透過其本人或關聯實體的賬戶,建立了針對花旗集團及相關金融機構的大規模空頭頭寸……”
里維拉寫到這裡,停頓了一下。
“有合理理由相信”、“極有可能”。
他知道,這些片語是整份檔案的命門。它們看起來充滿了法律的嚴謹性,但實際上,它們的背後沒有任何一筆真實的交易記錄作為支撐。這是一座建立在“推斷”和“人性假設”之上的沙堡。
他抹了一把臉,繼續寫下去。
“……鑑於嫌疑人己公開承認其行為,存在極高的銷燬電子證據、轉移非法所得資金及潛逃出境的風險。為防止證據滅失,本辦公室緊急申請對嫌疑人住所進行搜查,以查獲其交易記錄、電子裝置及離岸賬戶憑證……”
寫到“潛逃出境的風險”時,里維拉自己都覺得有些荒謬。
一個主動向全美國媒體公開自己真實姓名和身份的人,一個生怕別人不知道是他乾的人——你說他有“潛逃出境的風險”?
如果他想跑,他為什麼要實名認領,把自己暴露在聚光燈下?
這個邏輯上的巨大裂縫,像一根刺,紮在里維拉的職業良知上。
一個真正想做空牟利、然後逃之夭的罪犯,絕不會實名站出來。他會躲在匿名的陰影裡,平掉倉位,拿錢走人。
而格里菲斯反其道而行之。他高調地、唯恐天下不知地,把自己的名字和這份報告焊死在了一起。
這根本不是一個“罪犯”的行為模式。
但里維拉沒有時間去深究這個矛盾了。
牆上的鐘滴答作響,主管隨時會回來催進度,FBI的特工己經在待命。
在國家機器開足馬力的咆哮聲中,一個助理檢察官關於“程序正義”的那點微弱的遲疑,根本不值一提。
他把那個矛盾的念頭壓了下去,繼續敲擊鍵盤,把這份或許要在未來某個聽證會上被反覆質疑的檔案,一個字一個字地補完。
下午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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