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京城無數人失眠的夜晚，乾清宮東暖閣裡，朱祁鈺獨自坐在燈前。
他的案上攤著一封信，紙張己經有些泛黃，邊角帶著摺疊留下的深痕，墨跡也褪去了新墨的光澤，顯出幾分陳年的黯淡。
這是襄王朱瞻墡在去年秋天從封地發來的那封勸進疏，他看過無數次了。
他的目光在那一行字上停下了，“可請郕王殿下以皇叔之尊，代太子正位”。
代太子正位。這五個字，朱祁鈺第一次讀到的時候就看出了其中暗藏的機鋒。
當時朝堂上下一片混亂，瓦剌大軍壓境，北京城能不能守住都還是兩說，根本沒有人有餘力去逐字逐句地推敲一封來自遠方藩王的勸進書。
襄王叔在信裡寫得很巧妙。他沒有說朱祁鎮退位，沒有用“繼承大統”這樣一個在禪讓詔書中常見的詞。
他用的是“代太子正位”。
而“代太子正位”既給了他登基的法理依據，也給將來留下了定位：坐這個位子的人，遲早要把位子還回去。
朱祁鈺當時看完這封信就明白了，襄王叔這是在埋雷。這顆雷埋得很深，埋得很巧，不會在登基時爆炸，甚至可能在幾年內都不會被人注意到。但它會一首存在，靜靜地躺在法統的地基之下，等待著某一天被人挖出來。
而朱祁鈺從未想過要把這顆雷挖掉。
他反而覺得，這顆雷埋得正好。
土木堡之變後的帝位傳承，確實是一筆糊塗賬。只要仔細從頭梳理一遍就能看清其中的混亂所在。
正統十西年八月十五日，朱祁鎮在土木堡被俘。訊息傳到北京，朝野震動。孫太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立新君，而是立朱見深為太子。當時的朱見深只有兩歲，一個兩歲的嬰兒自然不可能處理朝政，所以孫太后同時又下了一道懿旨，命郕王朱祁鈺監國。
這是土木堡之後，北京朝廷做出的第一個法理安排：太子是朱見深，監國是朱祁鈺。這兩個位置之間的關係，是太后懿旨定下的，與前代制度吻合。
但這個安排很快就在瓦剌大軍的壓力下被打破了。瓦剌人挾持著朱祁鎮一路打到北京城下，于謙等主戰派大臣提出：皇帝在敵人手中，投鼠忌器，這仗沒法打。必須另立一位皇帝，讓瓦剌人手中的朱祁鎮失去政治價值。於是，在景泰帝登基這件事上，朝臣們的推動理由是“國不可一日無君”。
但這個“君”，到底是取代了誰？
禮部當時擬定的登極詔書，措辭是模糊的。既沒有明確說朱祁鎮退位，也沒有說明朱祁鈺與朱見深之間的關係。
只是說“勉徇群情，嗣登大寶”，意思是大夥兒推舉我，我就坐了。至於這個“大寶”是從誰手裡接過來的，沒有說清楚。
於是就造成了一個法理上的混亂局面。從正統年間過來的官員們心裡清楚，朱祁鎮沒有被廢，朱見深還是太子，朱祁鈺是代兄登基還是代侄登基？誰也說不清楚。
朱祁鈺深知，這種法理上的含糊不清，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大忌。
這不僅僅是胡濙說不說得清楚的問題，而是整個朝廷的法統地基就建在一片模糊的泥沼之上。
所以他要做的，是想清楚這其中的關係，然後把它理清楚。
他把目光從襄王的信上移開，抬手拿過了一沓空白的宣紙，提起筆，在紙上緩緩寫下了三個名字：朱祁鎮、朱見深、朱祁鈺。
他先在最上方寫下“正統十西年八月”幾個字，然後在朱祁鎮的名字上畫了一條橫線，寫上被俘。又在朱見深的名字旁邊寫下一個“太子”。最後在朱祁鈺自己的名字旁邊寫下“監國”二字。
他從朱見深的名字上拉出一條箭頭。這個箭頭跨越了“監國”階段，指向了“登基”。他的法理來源，不是接手朱祁鎮留下的皇位，因為朱祁鎮沒有被廢，皇位在法理上仍然屬於正統一系。
朱祁鈺登基接的是朱見深的位子，因為當時朱見深只有兩歲，無法行使皇帝的職能，所以由他這位皇叔代為執掌。
代太子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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