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他只想活下去，只想守住北京城，只想在這個危機西伏的世界裡站穩腳跟。朝堂上的權力格局，他也只是想維持一個平衡，不讓文官太強，不讓勳貴太弱，自己居中制衡。
但現在他意識到，平衡是不夠的。
他需要的不僅僅是平衡，而是主導權。文官的權力，勳貴的權力，宗室的權力，就像三根進度條。
任何一根滿了，都會出大問題。
宗室的權力滿了，就會鬧奉天靖難。朱棣就是最好的例子。勳貴的權力滿了，武夫當政，就會重演五代十國的亂局。文官的權力滿了呢？
文官不會造反。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文官集團沒有武裝力量，沒有自己的軍隊，他們不可能像朱棣那樣起兵奪位，也不可能像趙匡胤那樣黃袍加身。
他們顛覆皇權的方式要溫和得多，也隱蔽得多，他們會用規矩、用祖制、用輿論，一步一步把皇帝架空，把皇權關進籠子裡。
皇帝變成了他們的傀儡，國家大事都由內閣說了算，皇帝只需要蓋章就行了。
那樣的大明，會變成什麼樣？
不會亡於內亂，不會亡於權臣，但會越來越弱。
因為文官執政，必然會閹割這個國家的獸性。
文官喜歡秩序，喜歡規矩，喜歡一切按部就班。他們不喜歡冒險，不喜歡衝突，不喜歡任何不可控的因素。他們治國會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但卻會在這個過程中，一點一點磨掉這個國家的血性和鋒芒。
等到外敵入侵的時候，沒有獸性的國家，就是待宰的羔羊。
大宋就是最好的例子。大宋的文官政治，發展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文化昌盛，經濟繁榮，百姓富庶。
然後呢？然後被金人滅了，被元人滅了。文人雅士們還在吟詩作對，敵人的鐵騎己經踏破了國門。
所以于謙做的那一切，重組京營、收兵權於兵部、推動衛倉地管，看似都是為了“革除積弊”，實則是把大明的武力根基一點一點掏空。
他可能不是故意的，他可能真的是為了大明好，但他的所作所為，確實是在讓這個國家變得越來越文弱。
這就夠了。
于謙的利益，和大明的利益，並不完全一致。
或者說，于謙心中的“大明”，和朱祁鈺心中的大明，根本不是同一個東西。
于謙想要的是一個文官治國、皇帝垂拱而治的太平盛世，朱祁鈺想要的卻是一個能在蠻族環伺中生存下去、甚至反擊出去、開疆拓土的強盛帝國。
這兩個目標，在某些時候是一致的，但在更多時候，是衝突的。
既然如此，他對如何使用於謙，就有了新的思路。該用的地方還是要用，于謙的才能、威望、清廉，都是大明不可或缺的財富。但不能再讓他毫無制衡地掌握兵權，也不能再讓他主導任何涉及軍制改革的決策。
五個月了。
穿越至今五個月，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清了自己要走的路。
這條路不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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