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上海，空氣裡開始有了真正的寒意。
梧桐樹的最後幾片葉子也在某場夜雨過後徹底落盡，枝椏光禿禿地指向灰白的天空。
《中國青年報》關於周卿雲家庭和成長環境的報道在十一月底刊發後，像在平靜的湖面投下一塊石頭，漣漪一圈圈擴散開來。
報道的標題很樸實——《黃土高坡走出的星光趕路人》，但內容卻紮實有力。
記者用近五千字的篇幅，詳細記述了陝北那個偏僻山村的貧困狀況，周卿雲在煤油燈下苦讀的童年，以及鄉村小學破舊的教室和匱乏的教學資源。
報道的最後一段這樣寫道：“當我們談論‘星光不問趕路人’時，不應忘記，還有很多孩子連趕路的資格都沒有。他們被困在貧瘠的土地上，連最基本的教育資源都難以獲得。寒門再難出貴子——這不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註腳。”
這篇報道引發了比《人民日報》社論更實際的關注。
全國各地讀者來信中，開始出現大量關於教育公平的討論。
而最讓周卿雲沒想到的是，《中國青年報》的記者再次聯絡他，希望做一個深度訪談。
這次周卿雲沒有拒絕。
訪談安排在復旦附近的一家茶館。
記者還是上次那位女記者，姓林，西十歲上下，戴著一副眼鏡，看起來幹練而真誠。
“周同學，感謝你接受採訪。”林記者開門見山，“上次去陝北，對我觸動很大。你們村小學的條件，比我想象的還要差。”
周卿雲點點頭：“那不是特例。在我們縣，那樣的學校還有很多。”
“所以我想問問，”林記者認真地看著他，“作為從那種環境裡走出來的幸運者，你對改善農村教育有什麼想法？”
這個問題，周卿雲己經思考了很久。
前世他見過希望工程的蓬勃發展，見過無數孩子因為有了讀書的機會而改變命運。
這一世，他或許能讓這個程序提前一些。
他沉吟片刻，緩緩開口：“我覺得，我們需要一個系統性的工程。不是零散的捐助，而是有組織、有計劃地幫助貧困地區的孩子上學。可以叫‘希望工程’——給孩子們希望，給國家未來希望。”
“‘希望工程’……”林記者在筆記本上記下這個詞，“具體說說？”
“比如，動員社會力量捐資，在貧困地區修建希望小學；設立助學基金，幫助交不起學費的孩子繼續讀書；還可以組織城市學生和農村學生結對子，互相交流。”
周卿雲越說思路越清晰，“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如果因為出生地的不同，就決定了一個孩子能不能讀書、能讀什麼樣的書，那我們的社會就談不上真正的進步。”
他頓了頓，想起前世那些因為希望工程而改變命運的面孔：“林記者，你知道嗎？在我們陝北，很多孩子不是不想讀書，是讀不起。一個學期幾塊錢的學費，可能就是全家人一個月的油鹽錢。如果有一個渠道，能讓想讀書的孩子都能讀書，那該多好。”
林記者聽得認真，筆在紙上沙沙作響。
訪談進行了兩個小時，結束時，她握著周卿雲的手說：“周同學，你的這些話，我會原原本本寫進報道。‘希望工程’這個概念很好，我會重點提出來。”
送走記者，周卿雲走在回學校的路上。
冬日的陽光淡淡的，照在身上沒什麼溫度，但他心裡卻有一團火。
他知道，自己這番話可能會引起一些關注，甚至可能推動某些事情提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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