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特別提到了克勞澤那種試圖“包裝”批評和刻意提起“幹部子女”的微妙心態。
韋格納聽完，哈哈大笑，那笑聲爽朗而充滿洞察力：
“這個克勞澤同志，很有意思嘛！
她這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投機性！
風往哪邊吹，她就往哪邊倒。
以前覺得幹部子弟是值得巴結的東風，她就順風討好；
現在發現平等公正是更強大的北風，她馬上就調轉船頭，還想在你這兒試探試探風向，看看能不能給自己描補描補。”
他模仿著某種腔調，
“‘哎呀，我們班風氣一首很好’、‘那個幹部家的孩子很懂事’——你看，話裡話外，還是帶著她那套衡量人的舊尺子！”
安娜也笑了：
“你總結得精闢。我當時就覺得，她並非真的理解問題所在，更多是恐慌和應對。”
“所以說，思想改造是長期的、細緻的工作。”
韋格納收斂了笑容，正色道，
“對於這樣的同志，批評教育是必要的，但要給她改正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要透過這次整風，建立起一套防止這種問題再生的制度。
要讓公正不是靠某個老師的覺悟或畏懼，而是靠明確的規章、暢通的監督渠道和嚴肅的問責來實現。
要讓所有的克勞澤們明白，在我們社會主義的校園裡，唯一行得通的風，就是公平正義之風，誰逆風而行，誰就要碰壁。”
簡單的晚餐在家庭談話中愉快地結束。
弗雷迪似乎被父母的對話感染，吃飯時格外認真，彷彿也在思考那些關於“風氣”、“力量”和“改正”的大問題。
飯後，韋格納照例走進小書房，打算處理幾份檔案，安排次日的工作。
窗外柏林夜色寧靜，燈火萬家。
他剛在書桌前坐下，拿起一份關於中歐經濟協作圈近期磋商情況的簡報，桌上的紅色保密電話突然急促地響了起來。
這個時間點，這部電話響起，往往意味著不尋常的事情。
韋格納神色一肅，迅速拿起聽筒：
“我是韋格納。”
電話那頭傳來內務人民委員臺爾曼快的聲音：
“主席，剛剛收到緊急情報和邊境軍區報告。波羅的海方向，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國，幾乎同時出現異常。
共產國際也收到了三國的黨支部發來的報告，稱三國國內的局勢都有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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