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夥子對斯諾說：
“我們來這裡，是因為我們知道沒有法國革命的勝利，德國也會受到包圍和威脅。幫助法國兄弟站穩腳跟，也是保衛我們自己的革命成果。”
沿途，斯諾也與許多普通法國居民交談。在靠近邊境的一個村莊，老村長指著新修的水渠和剛通電的農舍說：
“德國同志帶來了工程師、種子、藥品，還有新的秩序。
不是舊警察那種壓迫人的秩序，是怎麼把事情做成的秩序。
他們不像我們有些自己人那樣喜歡空談。”
一位在德法合辦紡織廠工作的女工告訴斯諾：
“德國女同志教我們怎麼操作新機器，怎麼組織生產小組競賽。
她們幹活認真，要求嚴格，但該休息時一起休息，有困難真幫忙。
我剛開始有點怕她們，現在覺得……她們就像特別能幹、特別講道理的姐姐。”
當然，並非一切都和諧完美。斯諾也聽到一些抱怨：
德國人有時太死板，不近人情；一些法國人對學習德語或接受德國管理模式有牴觸情緒，認為這損害了“法蘭西特性”。
但這些抱怨往往淹沒在更多的務實合作和日漸改善的生活現實之中。
列車終於駛過邊境，進入德國領土。變化成了一種鮮明的對比。
鐵軌平滑如鏡，列車速度明顯加快。
車窗外的田野規劃整齊，大型農業機械在作業。
村莊和小城鎮的房屋整潔堅固。
斯諾途徑的每個車站都秩序井然，廣播裡播放著輕快的音樂或新聞。
站臺上的旅客衣著體面，面色紅潤，行李中常常能看到書籍、球拍或兒童玩具。一種富足、有序、充滿自信的氣息撲面而來。
斯諾在科隆換乘前往柏林的快車。車廂寬敞明亮，乘客們安靜地閱讀報紙、書籍，或低聲交談。
他買了一份最新的《紅旗日報》和一份通俗畫報。報紙的頭版是關於即將召開的“第一屆國際工人與勞動者科技成果大會”的籌備情況，以及國內工業生產的樂觀資料。
畫報上則充斥著“人民汽車”駛下生產線、新建的工人住宅區、學校運動會和家庭外出度假的照片。
廣告很少，且都是宣傳國有產品或公益事項。
對面座位是一位帶著兩個孩子的中年婦女，孩子們安靜地玩著積木。
斯諾試著和她攀談，婦女友善地回應，語氣平和而滿足。
她丈夫是火車司機，她在區裡的託兒所工作。
“日子比以前穩定多了，”她說，
“不用擔心失業，孩子上學、生病都有保障。就是有時候覺得……好像所有人都太忙了，會議啊，學習啊，義務勞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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