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西南郊，療養院。
這片區域是柏林最安靜的地方。施普雷河的一條小支流從這裡蜿蜒而過，兩岸是高大的橡樹和椴樹，樹冠在秋日的陽光下交織成一片金黃和深綠。
沒有工廠的煙囪，沒有電車的叮噹聲，只有風穿過樹葉的沙沙聲和偶爾傳來的鳥鳴。
路的盡頭是一棟灰白色的三層建築，窗戶很大，每一扇都朝著南邊，陽光從早到晚都能照進來。
院子裡有幾棵老蘋果樹，樹下襬著幾張長椅，一個穿灰色毛衣的老人正坐在其中一張長椅上。
老人是列寧同志。
他今年六十五歲。頭髮全白了，比他一九一七年回俄國革命時白了許多，也稀疏了許多。
那年秋天他來到柏林，原本只是治病。
弗賴堡大學的神經科專家說，他需要休養，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沒日沒夜地工作。
列寧說，好，我休息幾個月。
然後幾個月變成了幾年，幾年變成了十幾年。
蘇聯那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把政務處理得井井有條，雖然兩個人經常吵架，但國家至少沒有亂起來。
列寧起初還透過電報和信件指導工作，後來漸漸放手了。
不是不想管，是管不動了。
他的身體不允許他再像年輕時那樣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不允許他再為某個決議跟同志們爭得面紅耳赤，不允許他再坐火車穿越半個歐洲去參加一個會議。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志，您的茶泡好了。”一個女聲從身後傳來。
是他的護士，叫埃爾娜，她端著一個托盤，托盤上放著一杯紅茶、一小碟餅乾和一塊疊得方方正正的餐巾。
列寧從她手裡接過茶杯，捧在手心，茶的溫度透過陶瓷杯壁傳到他的手掌上，暖洋洋的。
“埃爾娜同志，今天有客人來嗎？”
“有，韋格納同志下午要來。
還有，法國的讓諾同志昨天到了，住在二樓。
他說下午來找您。”
療養院的生活是安靜的，但並不寂寞。
一九二零到一九三零年，隨著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革命相繼成功，一批老同志也陸續來到了柏林。
有的來看病，有的來開會，有的來學習，有的來了就不想走了。
德國的醫療條件全世界最好，柏林的供應比莫斯科豐富，而且這裡聚集了全歐洲的社會主義精英——是在革命中摸爬滾打了幾十年、從槍林彈雨裡鑽出來的老傢伙。
他們湊在一起，比年輕人還熱鬧。
住在二樓的是法國的夏爾·拉波波特，七十二歲，比列寧還大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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