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16日，美國華盛頓，羅斯福正看著一份資料。
在1867年3月30日的華盛頓，俄國駐美公使愛德華·德·施托克爾與美國國務卿威廉·H·蘇厄德在凌晨時分簽署了一項震驚世界的條約。
沙皇俄國以720萬美元的價格，將面積超過150萬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半島及其周邊島嶼賣給了美國。
這筆交易意味著每平方公里土地僅作價4.74美元，平均每英畝不足2美分。
即使在當時，這也是一個近乎羞辱的價格——比六十年前美國從法國手中購買路易斯安那還便宜。
然而，當時的美國人並不領情。
輿論將阿拉斯加譏諷為“蘇厄德的蠢事”、“北極熊的冰窖”，國會內部反對方激烈批評這是“拿美國納稅人的錢買了一臺巨大的製冷器”。
首到三十年後的克朗代克淘金熱，以及此後不斷發現的石油、天然氣、漁業資源——那片“冰窖”才被證明是一個取之不盡的聚寶盆。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為什麼要做這筆“虧本買賣”？
並非俄國人目光短淺，而是出於深刻的地緣焦慮。
自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後，俄羅斯帝國在歐洲的擴張空間被嚴重壓縮，而隔著白令海峽的阿拉斯加殖民地經營困難、人口稀少，連年虧損。
更重要的是，俄國人擔心這片遙遠的領土遲早會被英國——透過其殖民地加拿大——奪走。
與其拱手讓人，不如賣給美國，以此在北美大陸埋下一顆牽制英國的棋子。
這筆交易，實質上是俄國、美國與英國三方地緣博弈的產物。
1917年十月革命後，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繼承了一切沙皇時期的檔案與法理遺產。
儘管阿拉斯加的割讓己於1867年完成法律交割，但在蘇共黨內及部分歷史學者看來，這一交易的合法性始終籠罩著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
一個垂死的封建帝國，在內外交困的壓力下做出的領土處置，是否應當被後來的人民政權所承認？
正式外交場合中，蘇聯政府從未公開提出領土要求。但在蘇共高層多次外交場合的談話顯示，一則傳聞在美國高層中不脛而走：
蘇聯政府對阿拉斯加是有強烈的目的性的。
更關鍵的是，1926年蘇聯頒佈的《北極領土宣言》單方面宣佈，對北冰洋內靠近蘇聯海岸的“己發現或尚未發現的”一切土地和島嶼擁有主權。
這一宣告的隱含邏輯——歷史延續性與地緣安全優先原則——讓阿拉斯加問題始終以另一種方式存在著。
而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隨著德意志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向蘇聯提供大量工業裝置、精密機床與工程技術支援，蘇聯的經濟面貌發生了深刻變革。
德國技術的注入讓西伯利亞大鐵路的複線改造、遠東地區的工礦建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
在這一背景下，蘇聯高層中一首存在著一股強大的來自德國某位不知名同志的“遠東方略”的聲音。
遠東不僅蘊藏著蘇聯未來工業發展所急需的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和木材，更是蘇聯面向太平洋的“東大門”，是防範日本軍國主義與西方勢力滲透的前哨，戰略地位極其突出。
因此，以斯大林為核心的領導層，對遠東地區的開發與對太平洋方向的戰略佈局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興趣與決心。
而阿拉斯加——這個與蘇聯遠東地區隔白令海峽相望、資源稟賦同樣驚人的半島，自然成為了包括蘇聯科學院地理研究所、遠東局及軍方戰略專家在內的許多目光所聚焦的物件。
雖然蘇聯官方從未正式要求收回阿拉斯加，但這片土地的前世身份與今生價值，始終在白令海峽兩岸投下若隱若現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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