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唐寧街十號。
最初，英國的統治階層對法國局勢的動盪帶著一種旁觀心態。
傳統的“大陸均勢”思維讓英國人樂於見到歐陸強敵法國陷入內亂而削弱。
然而，當法國境內的罷工浪潮逐漸演變為武裝起義，街壘上的紅旗飄揚，
“巴黎公社幽靈”的叫囂成為英國各大報社的頭條時，英國人臉上那種隔岸觀火的從容消失了。
“先生們，一個紅色的法國？”
拉姆齊·麥克唐納首相在緊急內閣會議上，用情報簡報重重敲打著桌面，
“一個與柏林和莫斯科聯成一氣的、橫跨歐洲大陸的赤色集團？
那將意味著不列顛海峽不再是屏障，而是通往社會主義浪潮的高速公路！
意味著我們所有的殖民利益、金融體系和全球地位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的雙重挑戰！
這絕對不是我們可能接受的！”
英國國內流行的實用主義在此刻迅速讓位於更根本的階級恐懼和戰略恐慌。
英國保守黨、自由黨乃至工黨右翼，在“防止歐洲徹底赤化”這一點上迅速達成共識。
儘管國內工商業利益集團與德國的秘密貿易仍在帶來利潤，但一個革命法國帶來的“系統性風險”遠超那點好處。
英國政府率先公開表態，
“堅定支援法蘭西共和國合法政府捍衛憲法秩序、抵抗暴力顛覆的正當權利”，為其鎮壓行動提供國際合法性背書。
英國媒體開足馬力，將法國革命派描繪成“文明的破壞者”、“德國擴張的爪牙”，極力沖淡其勞工訴求的正當性。
透過巴黎和倫敦的金融渠道，英國政府緊急向法國政府提供了大筆貸款和信用擔保，用於支付軍餉、購買鎮壓物資、穩定搖搖欲墜的法郎價值。
武器、彈藥、軍用物資透過英吉利海峽加速運往法國北部港口。
最激進的建議來自英國陸軍部和部分強硬派議員：
“我們應該組建國際聯軍，協助法國政府恢復秩序。”
雖然顧忌國內強烈的厭戰情緒和與德、蘇的首接對抗風險，這一提議未被立即採納，但英軍總參謀部己開始秘密研究在加來、諾曼底等地進行有限軍事幹預的預案，並與法國軍方進行了試探性接觸。
皇家海軍加強了在英吉利海峽和比斯開灣的巡邏，彰顯英國人的存在感。
而美國的反應相對剋制，但對發過境內發生的革命浪潮的警惕性極高。
美國人對歐洲的穩定有著根本性需求。
一個陷入長期內戰或“赤化”的法國，不僅意味著美國資本在法國的投資血本無歸，更可能在美國本土激化本就存在的勞工激進情緒。
美國政府透過外交渠道向巴黎表達了“對民主和法制秩序的關切”，並默許美國銀行和公司參與對法政府的商業性金融支援。
1925年2月，柏林，人民委員會與總參謀部聯合戰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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