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第西區一棟不起眼公寓樓的頂層。
窗簾被拉得嚴嚴實實,隔絕了窗外城市的點點燈火和窺探目光。
房間裡只點著一盞檯燈,燈罩被壓得很低,光線吝嗇地照亮了圍坐在老舊餐桌旁的幾張面孔——他們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左翼的骨幹,以及來自工廠和鐵路的工人代表。
桌子中央,那臺收音機裡播音員平穩的聲音繼續傳來:
“……另據本報記者從邊境地區瞭解,儘管面臨外部壓力與維也納當局的不合作態度,我國與奧地利民間經濟文化交流的內在需求日益增長,邊境地區民眾普遍期待正常人員往來與貿易渠道的恢復,這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尋求共同發展的天然願望……”
“聽!仔細聽!”
一位頭髮花白的老黨員他壓抑著激動,聲音壓得極低
“‘奧地利人民自決與和平統一’!
柏林的外交辭令不僅僅是否認侵略,這是在為我們正名,為我們追求的道路提供法理和道義上的支援!那些基督教社會黨汙衊我們是‘柏林代理人’、‘賣國賊’的鬼話,在柏林自己發出的聲音面前,不堪一擊!”
坐在他對面的一位紡織女工代表繼續說道:
“但是,光是口號不夠。韋格納主席講話裡真正寶貴的東西,是那個精神——‘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擁護革命的群眾’。”
她的語速很快,
“我們現在的困境是什麼?白色恐怖讓很多人不敢出聲,反對派的人在工廠和街區橫行,我們的一些同志感到孤立無援,甚至懷疑鬥爭能否成功。
韋格納主席的話恰恰點明瞭:
我們現在遇到的鎮壓和困難,是‘前進中的困難’,是反動派臨死前的瘋狂反撲!而破局的關鍵,不在於我們幾個在這裡開會,而在於能否像他說的那樣,把受迫害、受剝削的工農民眾,更緊密地、真正地團結成‘銅牆鐵壁’!”
一個一首沉默地抽著菸斗鐵路工人代表點了點頭,
“安娜說得對。而且韋格納主席提供了方法。
‘要把我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我們過去是不是有時候太‘紅’了,嚇跑了一些可能同情我們、但害怕‘赤化’的小資產者甚至自由派知識分子?
反對派迫害的只是我們社會民主黨嗎?不,他們迫害一切要求民主、反對法國干涉、甚至只是抱怨物價的普通人!
我們要擴大統一陣線,要把所有受維也納反動政府壓迫的人,都視為可以爭取的朋友。”
年輕的技術員也加入了討論:
“還有主席提到利用廣播、作為宣傳和組織工具。
我們在維也納能不能嘗試建立更隱蔽的收聽網路?哪怕只是在小範圍工友間傳遞廣播裡聽到的關鍵資訊?
這比散發傳單風險可能更小,而且聲音比文字更有衝擊力。”
這時,靠近門邊一首負責傾聽門外動靜的莉澤,一位書店店員,突然舉起手示意大家噤聲。
房間裡瞬間靜得只剩下收音機裡播音員繼續播報其他地區訊息的微弱聲音和眾人壓抑的呼吸。過了十幾秒,樓下的腳步聲遠去,莉澤才輕輕點了點頭。
老黨員深吸一口氣,目光掃過同志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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