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五月二十西日。
戰爭稅的訊息是凌晨傳到華爾街的。
訊息透過電話，透過那些在財政部有內線的銀行家，透過那些在國會山有耳目的律師在曼哈頓的夜總會和私人俱樂部裡像病毒一樣蔓延，天亮的時候，所有人都知道了——羅斯福要加稅。
不是加富人的稅，是加所有人的稅。所得稅提高，遺產稅翻倍，奢侈品稅新設，以及對“超額利潤”徵收高達百分之九十五的附加稅。
這不是新政，這是休克療法。用資本家的錢，養軍隊。
杜邦坐在他曼哈頓辦公室的皮椅上，面前攤著那份剛從財政部“借”出來的稅改草案。
杜邦頹然的坐在椅子上，半晌，他放下草案，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安德魯，你看了嗎？”
電話那頭傳來梅隆的聲音，他的聲音沙啞極了，
“看了。杜邦，我們完了。”
杜邦沒掛了電話，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
他在想一個問題——一個他從一九三三年就開始想、但從來沒有找到答案的問題——羅斯福到底想要什麼？不是想要什麼政策，不是想要什麼法案，是想要什麼結局。這個國家在他手裡會變成什麼樣子。
他睜開眼睛，拿起草案，翻到最後一頁。
最後一頁是羅斯福親筆寫的批註：
“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沒有國家的安全，就沒有資本的安全。”
一個強盜指著你的鼻子說“把錢給我，不然你會被另一個強盜搶”——你把錢給了他，然後發現他就是那個要搶你的強盜。但你己經被搶光了。
匹茲堡，五月二十五日。戰爭稅的訊息傳到匹茲堡的時候，安德魯·梅隆正在他的辦公室裡整理檔案。不是公司檔案——那些己經交給律師了。是他的私人檔案，信箋，照片，備忘錄。
他在做準備。不是準備反抗，是準備消失。梅隆家族的財富是一代代人積攢下來的。
但這一次，梅隆覺得他的錢買不到他要的東西了。
梅隆現在最需要的東西就是安全感。
一個七十一歲的老人，在生命的暮年，不想再打仗了。
不是怕死，是怕輸。他知道如果美國真的和德國打起來，如果美共真的在內部開花，如果日本人真的來了——贏的不是美國，輸的不是共產黨，是他們這些人。
梅隆搖著頭把最後一張照片塞進牛皮紙信封，封口，用膠帶纏了好幾圈。
照片是他和胡佛的合影，一九三一年在白宮拍的。那時候他還是財政部長，胡佛還是總統。
他們站在白宮的草坪上，陽光很好，笑得很開心。
紐約，五月二十六日。戰爭稅的陰影還沒有散去，另一片烏雲己經從地平線上壓過來了。
羅斯福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要面向全國的廣播網，面向紐約城的幾十萬聽眾，面向那些在工廠裡、在碼頭上、在田間地頭擰開收音機的人們發表演講。
演講的主題是“國家的責任”。這是白宮新聞稿上的措辭。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要錢，要人，要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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