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羅伊微笑著點了點頭，聲音放得又輕又和藹，
“你們也早點回去，別加班太晚。
要記得身體重要。”
“好的，勒羅伊同志再見。”
勒羅伊沿著走廊往外走，經過幾扇敞開的辦公室門，跟裡面還在工作的同事一一點頭致意。
有一個人正拿著一沓圖紙比劃著什麼，看見他探出頭來說了句
“勒羅伊同志，明天那份進度表我早上給您送過去”。
他擺了擺手說不急不急，明天下午也行。
一路走到一樓大廳的時候，他又遇到了一個從外面進來的老同志，兩人握了握手寒暄了幾句天氣和晚飯。
出門的時候門衛朝他點了點頭，他也朝門衛點了點頭，笑容溫和，步伐從容。
街上的空氣帶著十月傍晚那種涼絲絲的味道。
勒羅伊在門口的臺階上站了半秒鐘，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沿著人行道朝家的方向走去。
晚風迎面吹過來，帶著十月巴黎特有的那種乾乾淨淨的涼意。
勒羅伊身邊偶爾有騎腳踏車的人經過，車鈴叮叮響一兩聲，很快就遠了。
勒羅伊沒有去留意路邊的車輛。
這也不奇怪——在巴黎，幾乎沒有人會期待一輛公車在門口等著接自己下班。
這己經成了歐陸各國公務人員一種深入骨髓的習慣。
這個習慣是從德國那邊傳過來的。
一九二八年，德國共產黨召開十年大會，韋格納在會上推動了一項關於“公務員日常生活規範”的決議，其中有一條寫得非常明確：
下班之後，任何級別的公職人員都無權以公務名義呼叫公家車輛用於私人用途，包括通勤。
如有特殊情況需要用車，須提前向部門紀律委員會申請並說明理由，經審批後方可呼叫，事後需報備用車記錄。
當時的德國國內對此有過一陣討論，有些人覺得小題大做，有些人覺得這是“讓官員跟普通人一樣過日子的必要姿態”。
但決議還是通過了，並且被執行得非常嚴格。
隨後幾年，這條規矩逐漸擴散到了歐洲大陸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政體系裡，法共在革命勝利全面接管國家行政系統之後，幾乎原封不動地照搬了德國同志們的這套規範。
一來是出於原則考量——公家的車是公家用來辦公務的，跟私人生活之間應當有一條清晰的線。
二來，也是更為實際的原因：
歐洲大陸社會主義各國的公務員薪資標準與工人階級的平均收入之間是首接掛鉤的，國家在制定工資政策的時候就有意把兩者的基準線拉平。
一個處級幹部的月收入，扣除稅和集體福利之後，大約和一名熟練技術工人的月收入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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