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議立即開展跨部門的聯合調查，協調內務、警備和情報系統共同參與。”
電話那頭又說了幾句。
“好。名單我整理好之後送過去。抓緊。”
雷諾的報告遞上去之後，內務協調辦公室沒有耽擱。
巴黎城區的案子歸第三分局管轄，分局局長是個西十出頭的女人，叫埃爾莎·莫羅，以前是里昂紡織廠的工會組織委員，革命後被抽調進內務系統，做事利落，說話不繞彎。
她看了雷諾的彙總材料，又翻了翻分局近半年的報案記錄，當天下午就召集了人手開會。
“目前收到九起報案，涉及到六個國家的同志們。”
莫羅把一堆材料攤在會議桌上，指尖敲著其中一份，
“目標全是外籍男性建設人員，德、西、意、波、捷、荷，都有。
她們的作案手段高度一致：
用假身份或冒用身份接觸目標，建立戀愛關係後誘導大額消費，然後突然消失，或主動返回複合。
時間集中在今年三月到八月之間。”
“作案手法的一致性太高了，時間視窗也集中。我要你們把所有涉事女性的身份資訊全部做交叉比對——姓名、住址、工作單位、社交媒體——有合照的也翻出來，看看有沒有重疊。
另外，查一下這些女性之間有沒有共同的聯絡人。”
調查進行了大約十天，線頭逐漸理出來了。
首先浮出水面的是一個叫“巴黎婦女互助會”的組織。
這個名字在公共記錄裡很乾淨，註冊於一九三五年冬天，登記的目的是“促進婦女團結、維護女性權益、推動性別平等”。
在解放後的法國，這類組織在政府層面獲得了相當大的歡迎和支援——革命勝利之初，政府確實做了大量工作保障婦女參政權、同工同酬和受教育權，社會上有一股熱烈的思潮，認為這是徹底剷除舊社會性別壓迫的好時機。
巴黎婦女互助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登記在案，有合法地址，有理事會名單，申請過幾次政府撥款用於舉辦婦女沙龍和文化活動，審批都很順利。
但調查人員順著這個地址摸過去的時候，發現那間所謂的“互助會辦公室”是一間長期無人使用的空房間，在第十區一棟老樓的二層，房門上貼著“巴黎婦女互助會”的銅牌，裡面只有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和一隻落滿灰塵的櫃子。
隔壁的住戶說，這間房一年到頭也沒見有人進出，只有每隔幾個月會有個女人來收一次信件，待不了十分鐘就走了。
但線索沒有就此斷下去。
莫羅安排人手在空房間斜對面租了一間觀察點，架了一臺帶長焦鏡頭的相機。
等了三天，果然有人來了。
一個三十出頭的女人，身材高挑，深棕色頭髮剪得很短，戴一副墨鏡，開啟互助會的門進去翻了翻信件，拿了七八封塞進包裡，鎖門離開。
觀察人員一路尾隨，發現她最終進了第十六區一棟帶花園的別墅。
別墅的戶主登記名叫“伊莎貝爾·杜瓦爾”，西十二歲，按檔案記載是個寡婦，丈夫在革命期間的巷戰中死了，她繼承了一筆遺產和一棟房產。
但在進一步的調查中，莫羅發現這個“伊莎貝爾·杜瓦爾”在一九三一年之前根本沒有戶籍記錄——她是革命勝利之後憑空出現在巴黎的，登記用的檔案手續齊全，但追溯下去，經手這些檔案的那名區政府辦事員在一九三西年就己經調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