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訊後的那天晚上，我發起了高燒。
不是普通的高燒，是那種從骨頭裡往外燒的、像有人在我的身體裡點了一把火的、怎麼都退不下來的高燒。我的體溫高到了西十一度，燙得像一塊剛從火盆裡夾出來的鐵，燙得我身下的水泥地都在冒熱氣。我的身體在發抖，不是冷的那種抖，是那種被高溫燒得痙攣的、像一臺快要散架的機器一樣的抖。
我的身體開始器官衰竭。不是一下子全衰竭，是一個接一個的，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塊倒了，其他的也跟著倒。最先出問題的是腎臟。我開始尿不出尿了，不是沒有，是尿不出來，膀胱脹得像一個氣球，小腹鼓起來，硬邦邦的，一按就疼。然後是肝臟。我的皮膚開始發黃，不是曬黑的那種黃，是那種病態的、像檸檬一樣的黃，眼白也黃了，像兩塊黃色的琥珀。最後是肺。我開始咳血，不是咳出來，是呼吸的時候血從喉嚨裡湧出來，順著嘴角往下流，暗紅色的，帶著泡沫，像草莓味的汽水。
我感覺自己像泡在冰水裡，又像被火燒。冷和熱在我身上打架，一會兒冷得發抖，牙齒咯咯地響，咬都咬不住；一會兒熱得出汗，汗像水一樣從每一個毛孔裡往外滲，把衣服浸透了，貼在身上，冰涼冰涼的。我的意識開始模糊，眼前的景象在晃動，像在水裡看東西，扭曲的、變形的、不真實的。天花板上那盞昏黃的燈泡在我眼前晃來晃去，像一盞快要熄滅的燈，忽明忽暗的，像在眨眼睛，像在說“快了吧，快了吧，快了吧”。
我開始說胡話。
不是有意識的說話，是大腦在不受控制地放電，把那些埋在最深處的記憶翻出來，像放電影一樣，一幕一幕地在我眼前閃過。我看到了我媽，她站在老家門口，穿著一件紅色的棉襖，頭髮白了，背也駝了，她朝我招手，說“囡囡，回來了？媽給你做了紅燒肉”。我看到了我爸，他坐在沙發上，戴著老花鏡，在看報紙，看到我進來，摘下眼鏡，說“回來了？吃飯了沒？”我看到了小鹿，她站在我面前，穿著白色連衣裙，扎著馬尾辮，笑得很甜，說“姐，你怎麼也來了？”
我伸出手，想去抓她。但我的手穿過了她的身體，像穿過一團霧。她的笑容慢慢消失了，變成了一種說不出的表情，像是心疼，又像是無奈。她搖了搖頭，說“姐，你別來了，這裡不好，你別來”。然後她轉過身，走了。她的背影越來越遠，越來越小，最後消失在黑暗中。
我想追上去，但我的身體動不了。我躺在地上，像一具屍體，只有眼睛能動，只有腦子還能想。我看著小鹿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心裡有一個聲音在喊“別走，別走，別走”，但我的嘴張不開，發不出聲音。我的眼淚從眼角滑下來，流進耳朵裡，癢癢的，溼溼的。
蘇琳跪著求守衛給我找藥。
她跪在地上，跪在守衛面前，雙手合十，像在拜佛，像在求神，像在求一個根本不可能答應她的請求的人。她的聲音在發抖，不是害怕的那種抖，是那種被什麼東西哽住了喉嚨的、像在忍著不哭的抖。“求求你了，給他找點藥，她快不行了，求求你了。”守衛看了她一眼，像看一隻在地上爬的蟲子，像看一堆垃圾，像看一個跟他毫無關係的東西。他踢了她一腳，踢在肩膀上，她往後倒，摔在地上，後腦勺磕在水泥地上，咚的一聲，很響。她爬起來，又跪下了，又求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守衛又踢了她一腳，這回踢在胸口上。她往後倒，摔得更遠了，身體在地上滑了一段距離，撞在牆上，停了下來。她的嘴角流出了血，血從嘴角往下流，滴在地上，滴在她的衣服上。她沒有擦，沒有停，又爬了起來，又跪下了，又求了。
“求求你了，她快死了，求求你了。”
守衛笑了，那笑容很冷，冷得像冬天的風。“看病的錢夠買一副新腎了，”他說，“你覺得坤哥會拿一副腎去換一個快死的豬仔？”
蘇琳跪在地上，渾身發抖。她的眼淚掉了下來，不是無聲的流淚，是那種憋不住的、像擰開了水龍頭一樣的淚。我從來沒有見過蘇琳哭。從認識她的第一天起，她就沒有哭過。被電擊的時候不哭，被烙鐵燙的時候不哭，被關小黑屋的時候不哭，被泡水牢的時候不哭。我以為她不會哭，以為她的淚腺壞掉了，以為她是一個沒有眼淚的人。但她哭了，跪在地上，跪在那個守衛面前，哭了。
她的眼淚滴在地上，滴在灰塵裡，匯成一小攤，像一個小小的湖泊，像一面小小的鏡子，映出她的臉——那張永遠平靜的、永遠沒有表情的、現在卻被淚水浸溼了的、像一面碎裂的鏡子一樣的臉。
老趙是用錢買通醫生的。
他藏了五千塊錢，藏在鋪位下面的一個裂縫裡，用塑膠袋包著，裹了好幾層，藏在最深的地方。那是他最後的積蓄，是他從伙食費裡一點一點省下來的，是他留著準備逃跑時用的。但他拿出來了，給了那個醫生，那個麻臉醫生，那個穿著白大褂、手裡拿著注射器、從來不會給活人看病的醫生。
“五千塊，”老趙說，“給我一針抗生素。”
麻臉醫生看了看那五千塊錢，又看了看老趙，又看了看躺在地上、渾身發黃、咳血不止的我。他的眼神里有一種說不出的東西，像是在計算，像是在評估，像是在想“這筆買賣劃不划算”。然後他點了點頭，從櫃子裡拿出一盒抗生素，拆開，抽進注射器裡，走到我面前，把針頭扎進了我的手臂。
涼涼的，像一條冰涼的蛇，從肘彎開始，沿著血管往上爬，爬到肩膀，爬到脖子，爬到大腦。那感覺不是毒品的快感，是一種我說不上來的、像是什麼東西在修復、在縫合、在把我的身體從散架的邊緣拉回來的感覺。
那一針下去，我感覺有人把我從死神手裡拉了回來。不是比喻，是真的。我看到了死神，他站在我面前，穿著一件黑色的斗篷，手裡拿著一把鐮刀，臉上沒有五官，只有兩個窟窿，像眼睛，像嘴巴，像在說“跟我走吧”。他朝我伸出手，那隻手是白色的，白得像骨頭，像紙，像死人。我伸出手，想抓住他，想跟他走，因為跟他走就不用再受苦了，不用再疼了，不用再在這個地獄裡掙扎了。
但有人拉住了我。不是手，是聲音。蘇琳的聲音，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傳來，像隔著一座山，像隔著一片海，像隔著一個世界。“你回來。你回來。你回來。”
我鬆開了死神的手。
我回來了。
醒來的那一刻，我看到了蘇琳的臉。她坐在我旁邊，靠著牆，頭歪著，眼睛閉著，呼吸很均勻。她的臉上全是疲憊，眼袋很深，黑眼圈很重，嘴唇乾裂出血，頭髮亂糟糟的，像一團雜草。她的衣服上全是我的血和汗，暗紅色的，一片一片的，像地圖上的湖泊。
她守了我三天三夜，沒有閤眼。三天三夜，七十二個小時，西千三百二十分鐘，二十五萬九千二百秒。每一秒她都在看著我，都在聽著我的呼吸，都在摸我的額頭，都在給我喂水，都在給我擦汗。她沒有睡，沒有吃，沒有離開過一步。她就坐在那裡，像一堵牆，像一塊石頭，像一個不會離開的影子。
我看著她，她的頭髮白了一半。不是比喻，是真的白了。她的頭髮原來是黑色的，黑得像墨，像漆，像烏鴉的翅膀。但現在，鬢角全白了，一根一根的，白得像雪，像紙，像死人的頭髮。她老了十歲，不，二十歲。她看起來像一個西十多歲的女人，像一個經歷了太多苦難、承受了太多壓力、被生活壓垮了又被她自己撐起來的女人。
“蘇琳。”我叫她。聲音很輕，輕得像風吹過枯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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