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使館的安排下，我登上了回國的航班。不是從泰國首飛，是從曼谷轉機，先飛昆明，再轉機回老家。王警官說，這是最快的路線，也是最能避開媒體和無關人員注意的路線。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平靜，平靜得像在唸一份行程單，但我看到他的眼睛裡有別的東西，不是緊張，不是擔心，是一種更深的東西，也許是保護，也許是守護，也許是某種他永遠不會說出口的、在護送一個從地獄裡爬出來的孩子回家時的、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謹慎。
登機前，王警官遞給我一個袋子。不是塑膠袋，是紙袋，棕色的，上面印著航空公司的標誌。袋子裡有幾樣東西——一本護照，一張登機牌，一件乾淨的衣服，一雙襪子，還有一雙運動鞋。護照是新的，藍色的封面，上面印著國徽，燙金的字，摸上去凸凸的，像某種在說“你是中國人，你回家了，你安全了”的東西。登機牌是紙質的，很薄，上面印著我的名字、航班號、座位號。名字是“林小禾”，不是M-0237，不是那個編號，不是那個在園區裡被叫了無數次、己經快要忘記自己真名叫什麼的名字。林小禾，三個字，二十三年前我爸媽給我起的，希望我像小禾苗一樣茁壯成長，希望我能在這個世界上紮根、發芽、開花、結果。
衣服是白色的T恤和黑色的運動褲，很普通，在大街上隨便都能看到的那種。但對我來說，它不是普通的衣服。它不是園區裡那件灰色的、被血浸透了、被汗溼透了、被撕爛了、被剪開了、再也穿不上的破布。它是乾淨的，白得像雪，像紙，像某種在說“你可以重新開始了，你可以重新做人了，你可以重新活一次了”的東西。襪子是白色的，棉的，很軟，穿在腳上，像踩在棉花上，像踩在雲朵上，像踩在某種己經很久沒有感受過、以為這輩子再也感受不到的舒適和溫暖上。運動鞋是白色的，鞋帶很長，系起來需要兩隻手配合，但我的右手少了兩根手指，繫了好幾次都系不上。王警官蹲下來，幫我係了鞋帶。他的動作很自然，像一個父親在幫女兒繫鞋帶，像一個哥哥在幫妹妹繫鞋帶，像一個在說“沒關係，我幫你”的人。
機場很大，人很多，聲音很雜。有拖著行李箱匆匆走過的旅客，有舉著牌子接人的導遊，有穿著制服的工作人員，有抱著孩子餵奶的媽媽，有在免稅店挑選化妝品的女孩。他們都在做自己的事，過自己的日子，活自己的人生。沒有人知道我是誰，沒有人知道我從哪裡來，沒有人知道我經歷了什麼。在他們眼裡，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年輕的、看起來有點瘦弱、有點蒼白、走路有點瘸的女孩。他們不會注意到我的手少了手指，因為我把手插在了口袋裡。他們不會注意到我膝蓋上的傷，因為我走得很慢、很小心、每一步都像是在試探地面、怕摔倒、怕疼。他們不會注意到我嘴唇上的洞，因為縫線的線己經拆了，只剩一道淡淡的疤，不仔細看根本看不出來。
安檢的時候，我脫下了運動鞋，把包放在傳送帶上，走過金屬探測門。門沒有響，因為我的身體裡沒有金屬，只有碎了的骨頭、縫了線的傷口、烙著字的皮膚。安檢員是一個年輕的女人，看起來二十多歲，扎著馬尾辮，臉上有雀斑。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種說不出的東西，不是好奇，不是懷疑，是一種更深的東西，也許是職業性的警覺，也許是某種她自己也說不清楚的感覺。她沒有多問，揮了揮手，讓我過去了。
登機口在航站樓的盡頭，很大，有很多座位，坐了很多人。有人在看手機，有人在睡覺，有人在吃東西，有人在聊天。我找了一個角落的位置坐下，把揹包放在腿上，低著頭，不敢看任何人。不是怕，是不知道該用什麼表情面對他們。是該笑嗎？我很久沒有真心地笑過了。是該哭嗎？我己經哭夠了，眼淚己經流乾了。是該面無表情嗎？那我看起來會像一個怪物，一個沒有感情的、冷血的、什麼都不在乎的怪物。我不知道，所以我低著頭，看著自己的手，看著那雙被紗布包著、少了兩根手指、像雞爪一樣蜷著的手。
登機了。廣播裡傳來地勤人員的聲音，中文，英文，泰文，三種語言輪番播放。我站起來，排在隊伍的中間，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每一步膝蓋都在嘎吱嘎吱響，每一步都在提醒我——你還活著，你還活著，你還活著。我把登機牌遞給空姐，她看了一眼，笑著說“歡迎登機”。笑，那種職業性的、溫暖的、像陽光一樣的笑。我愣了一下，因為我己經很久沒有聽到有人對我說“歡迎”了。在園區裡，沒有人歡迎我。坤哥不歡迎我，光頭不歡迎我，守衛不歡迎我，連那些和我一樣被關在鐵皮房裡的女人也不歡迎我。我們不是被歡迎的，我們是被賣來的、被騙來的、被綁來的。我們是豬仔，是貨物，是工具，是沒有人會歡迎的東西。但空姐對我說“歡迎登機”，好像我是一個普通的、正常的、值得被歡迎的旅客。
我的座位靠窗。不是特意選的，是王警官幫我選的。他說，靠窗的位置能看到雲，能看到天空，能看到祖國的大地。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平靜，平靜得像在唸一份旅行指南，但我看到他的眼睛裡有別的東西，不是傷感，不是激動，是一種更深的東西，也許是某種他永遠不會說出口的、在送一個孩子回家時的、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我坐下來，繫好安全帶。安全帶很緊，勒在腰上，勒在那些還沒有完全癒合的傷口上，疼得我倒吸一口涼氣。但我沒有鬆開，因為這是規矩，因為這是為了安全，因為在飛機上，沒有人會因為你疼就讓你不繫安全帶。
飛機開始在跑道上滑行。窗外的景色在後退，機場的航站樓、停機坪上的飛機、遠處的塔臺，一個一個地往後倒，像倒放的錄影帶，像某種正在流逝、正在消失、正在變成記憶的東西。引擎的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響，像打雷，像咆哮，像某種正在積蓄力量、準備衝上雲霄的野獸。飛機加速了，不是慢慢地加速，是很快地加速，像一顆被彈弓射出的石子，像一枚被髮射出去的炮彈。我的身體被壓在座椅上，傷口被壓得更疼了，但我沒有叫，因為叫了也沒用，因為疼了也得忍，因為在這個終於安全了的地方，忍不再是唯一的藥，忍不再是唯一的辦法，忍不再是唯一能讓我活下去的東西。
飛機起飛了。窗外的地面越來越遠，越來越小，房子變成了火柴盒，車變成了螞蟻，人變成了點。然後雲層來了，白色的，厚厚的，像棉花，像雪，像某種在天空中鋪了一層、把大地遮住了、把人間遮住了、把那個地獄也遮住了的東西。陽光照在雲層上，金燦燦的，像金子，像希望，像某種在說“你離開了，你自由了，你回家了”的東西。
我的眼淚掉了下來。不是無聲的流淚，是那種憋不住的、像擰開了水龍頭一樣的淚。我用手背擦了一下，但眼淚止不住，不停地流，流進嘴裡，鹹的，澀的。我的身體在發抖，不是冷的抖，是那種劫後餘生的、像在確認自己還活著、像在確認自己沒有死、像在確認自己終於從地獄裡爬了出來、終於登上了回國的飛機、終於可以回家了、終於可以見到媽媽了、終於可以不用再跑、不用再躲、不用再在黑暗中等待的抖。
旁邊座位的乘客是一箇中年男人，戴著眼鏡，看起來很斯文。他看到我在哭，從口袋裡掏出一包紙巾，遞給我。紙巾是白色的，很軟，有淡淡的香味。我接過紙巾，擦了擦臉，想說謝謝，但嗓子堵住了，聲音堵在嗓子眼裡，怎麼都擠不出去。我只能點了點頭，用眼神告訴他——謝謝。他沒有多問，轉回頭，繼續看他的手機。他不知道我是誰，不知道我從哪裡來，不知道我經歷了什麼。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善良的、願意在陌生人哭泣時遞上一包紙巾的人。這樣的人，在人間很多，在地獄裡一個都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