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出版之後，我收到了很多信。不是電子郵件，是手寫的信，用信封封著，貼著郵票，蓋著郵戳，從全國各地寄來的。有的來自城市，有的來自農村，有的來自學校，有的來自監獄。有的信很長，好幾頁紙，密密麻麻的，像螞蟻在爬，像蚯蚓在蠕動，像某種在說“我也有故事，我也有痛苦，我也有說不出口的秘密”的東西。有的信很短，只有幾行字，歪歪扭扭的，像小孩子寫的，像老人寫的，像某種在說“謝謝你，謝謝你寫出來，謝謝你讓我知道我不是一個人”的東西。
我坐在出租屋的桌前，一封一封地拆，一封一封地讀。檯燈的光照在信紙上，照在我那缺了兩根手指的手上，照在那些陌生的字跡上。我的手在發抖，不是冷的抖，是那種被太多太多的情感衝擊著、太多太多的故事震撼著、太多太多的生命觸動著、無法控制、無法抑制、無法隱藏的抖。我的眼淚掉了下來，不是無聲的流淚，是那種憋不住的、像擰開了水龍頭一樣的淚。我沒有擦，因為我不需要擦，因為眼淚是熱的，因為眼淚是活的，因為眼淚是我在經歷了這麼多苦難、這麼多死亡、這麼多絕望之後，還能流出來、還能證明我還活著、還能證明我還有感情、還能證明我沒有變成一個麻木的、冷血的、什麼都不在乎的怪物的東西。
有一封信是一個母親寫的。她的女兒被騙到了緬北，不是園區，是另一個園區，在妙瓦底，靠近泰國邊境。她說女兒是去年失蹤的，報警了，立案了，但一首沒有訊息。她說她每天都在等，等電話，等訊息，等女兒回來。她說她看了我的書，哭了三天三夜，眼睛哭腫了，嗓子哭啞了，頭髮白了一半。她說她知道女兒可能己經死了，可能永遠都回不來了，但她還想再試試，還想再找找，還想再求求我，求我幫幫她，求我告訴她怎麼才能找到女兒，怎麼才能把女兒救回來，怎麼才能讓女兒也像我一樣活著回來。
我握著那封信，握了很久。信紙是軟的，被我的手汗浸溼了，邊角捲曲著，像一朵枯萎的花，像一片秋天的落葉，像某種正在消逝、正在遠去、正在變成記憶的東西。我想起了小鹿的媽媽，她也在等，等一個永遠不會回來的女兒。我想起了小雨的媽媽，她還不知道女兒己經死了，還不知道女兒變成了一捧灰，還不知道那個骨灰盒裡裝的就是她懷胎十月、生下來、養大、送出去、以為還在國外打工、還在賺錢、還在等著有一天能衣錦還鄉的女兒。我想起了所有那些還在等、還在盼、還在相信女兒會回來的母親。她們不知道，她們的女兒可能己經死了，可能己經被裝進了黑色塑膠袋，被抬進了焚燒爐，變成了一堆灰，被風吹散了。她們不知道，她們還在等，還在等那個永遠不會來的電話、永遠不會敲響的門、永遠不會出現的女兒。
我決定成立一個公益組織。不是突然決定的，是一點一點決定的，像春天的冰面在陽光下慢慢融化，像冬天的樹枝在暖風中慢慢發芽，像某種在黑暗中掙扎了太久、終於看到了光、終於相信了光、終於決定朝著光走過去的東西。張醫生說，這是康復的重要一步，找到一件你想做的事，一件能讓你覺得活著有意義、有奔頭、有希望的事。她說這話的時候聲音很輕，輕得像風吹過枯葉，但每個字都像釘子，釘進了我的腦子裡。我想，這就是我想做的事。幫助那些像我一樣被騙到境外、被困在地獄裡、想回家但回不來的人。幫助他們回家，幫助他們活著回來，幫助他們像那些再也回不來的人一樣，至少有一個機會，至少有一線希望，至少有人願意為他們做點什麼。
我給組織起名叫“歸途”。歸途，回家的路。不是一條容易的路，不是一條平坦的路，不是一條所有人都能走完的路。但它是一條路，是一條通往家的路，是一條通往自由的路，是一條通往生的路。我註冊了公眾號，註冊了微博，註冊了抖音，註冊了一切能註冊的平臺。我用那根缺了兩根手指的手打字，字寫得很慢，歪歪扭扭的，像蚯蚓在爬，像蛆蟲在蠕動，像某種正在腐爛、正在消逝、正在變成別的東西的東西。但我沒有停，因為我不能停，因為停下來那些求救的聲音就會被淹沒，因為被淹沒就再也沒有人能找到他們、救他們、帶他們回家。
第一條求助資訊就是那個母親發來的。她叫李秀英，五十六歲，山東人，農民，不識字。她的女兒叫小娟，二十二歲，初中畢業，在縣城打工，被一個網友騙到了緬北。她說小娟己經失蹤半年了，她報了警，但警察說線索太少，不好查。她賣了家裡的牛，湊了路費，一個人坐火車到了昆明，然後坐大巴到了邊境，但過不去，因為那邊是緬甸，因為那邊在打仗，因為那邊沒有人會幫她。她不知道該怎麼辦，不知道該找誰，不知道該去哪裡。她每天都在邊境的小旅館裡等，等一個訊息，等一個電話，等一個奇蹟。她的錢快花完了，牛賣了，地荒了，家裡的老伴還在等她回去，但她不想回去，因為她回去就沒人找小娟了，因為沒人找小娟就真的回不來了。
我聯絡了王警官。不是以前那個王警官，是另一個王警官，在公安部負責打擊跨境犯罪的。他的電話是張醫生給我的，她說王警官看過我的書，很感動，說如果有需要可以找他。我撥了電話，手在抖，手機在手裡晃來晃去，好幾次差點掉在地上。電話接通了，王警官的聲音很穩，很冷，像冬天的風，像刀片，像某種在說“你說，我聽著”的東西。我說了李秀英的事，說了小娟的事，說了那些被騙到緬北、被困在園區、想回家但回不來的人。王警官沉默了幾秒，然後說：“你把她的聯絡方式給我，我們會跟進。”
我等了三個月。不是一個月，不是兩個月，是三個月。九十天，二千一百六十個小時，十二萬九千六百分鐘，七百七十七萬六千秒。每一秒都像一年那麼長，每一秒都在想著小娟有沒有被找到，有沒有被救出來，有沒有活著回來。李秀英每天給我發訊息，不是文字，是語音，因為她不識字。她的聲音很老，很沙啞，像砂紙磨玻璃，像風吹過枯葉，像某種正在被歲月磨損、被生活消耗、被孤獨侵蝕的東西。她在語音裡說“有訊息了嗎”“小娟回來了嗎”“我快撐不住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因為我也在等，等王警官的訊息，等警察的訊息，等那個也許永遠不會來的好訊息。
第三個月的最後一天，王警官打電話來了。他的聲音很穩，很冷，但這次我聽出了那冷下面的一種東西，不是溫度，是情緒，是那種壓抑著的、不想表現出來、但怎麼都壓不住的、像岩漿一樣的東西。他說：“找到了。活著。在緬北的一個園區裡。我們正在協調緬甸方面，爭取儘快把她救出來。”
我的眼淚掉了下來。不是無聲的流淚，是那種憋不住的、像擰開了水龍頭一樣的淚。我掛了電話，給李秀英打電話。電話接通了，她的聲音很急，很顫，像在問“是不是有訊息了，是不是小娟找到了，是不是她還活著”。我說“找到了，活著，正在救”。她哭了。不是無聲的流淚，是那種嚎啕大哭，像個孩子，像天塌了，像整個世界都碎了一樣。她哭著，喊著，叫著女兒的名字，“小娟小娟小娟”，一遍一遍的，像唸經，像祈禱，像某種在說“你活著，你活著，你活著”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