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千里之外的德國，那個被通報“重傷休養”的周衛國，正穿著紅十字會的制服，拎著藏滿黃金的藥箱，穿過硝煙尚未散盡的邊境線。
他不知道家裡己經打起來了，此時德國南部，巴伐利亞。
周衛國站在一座鄉間別墅的門口，他己經在這裡站了二十分鐘了。
孫德勝站在他身後，穿著一身黑色西裝，扮相像個保鏢。他的右手插在口袋裡，拇指扣在駁殼槍的扳機上，眼睛不停地掃視西周。
“周先生，”孫德勝壓低聲音，“他會不會來？”
周衛國沒有回答。
三天前，他透過一條極其隱秘的渠道，把一封信送到了柏林。
收信人是一個他快七年沒見過的人——他在柏林軍事學院讀書時的教官，馮·施特海姆。
那個名字，是餘生給他的名單上唯一一個打了紅圈的。
馮·施特海姆，黨衛軍少將，德國軍備與戰爭生產部的核心幕僚，掌握著整個德國軍工人才和技術資料的調配權。
這個人，是整個計劃的關鍵。
信的內容很簡單，只有一句話：“施特海姆將軍，柏林軍事學院第37期學員周衛國，路過巴伐利亞，想請將軍喝一杯。”署名用的是當年在學院時的代號。
周衛國賭的是兩件事——第一，施特海姆還記得他；第二，施特海姆己經看清了德國的敗局。
身後的門開了。
一個白髮蒼蒼的老管家探出頭來，目光在周衛國和孫德勝身上掃了一遍，然後用德語低聲說：“將軍請二位進去。”
別墅不大，但佈置得很講究。牆上掛著幾幅油畫，壁爐裡燒著木柴，空氣裡瀰漫著一種混合了雪茄和舊書的氣味。
施特海姆坐在壁爐前的沙發上，穿著一身灰色的便裝，沒有戴任何軍銜標誌。他的頭髮全白了，但腰背依然挺得筆首，像一根釘在木板上的鋼針。
周衛國走進來的時候，他沒有站起來，只是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像一把手術刀。
“周衛國。”施特海姆用中文叫出了他的名字，發音很標準，帶著柏林口音特有的硬朗，“你還是和以前一樣，不喜歡走正門。”
周衛國沒有回答，走過去，在他對面坐下。
孫德勝沒有進門，站在走廊裡，保持警惕。
兩人對視了幾秒。
施特海姆從沙發扶手上拿起一根雪茄，點燃，深深吸了一口。煙霧在他面前升騰，讓他的臉變得模糊不清。
“衛國，”他終於開口，這次用的是德語，聲音沙啞得像砂紙磨過鐵板，“你這個時候來德國，不是來旅遊的。”
“不是。”周衛國也用德語回答，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很清楚。
施特海姆彈了彈菸灰，目光像釘子一樣釘在周衛國臉上，聲音沙啞卻一字一頓：“你在為誰工作？”
“為我自己。”周衛國沒有任何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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