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後，晚上八點，船從吳淞口進港。我會安排人在碼頭接應，船上的貨物，不會有人查。”
他站起來，端著白蘭地走到窗前，背對著盧緒章，聲音忽然變得很低：“盧老闆，我做這件事，不是在幫你，是在幫我自己。”
“汪先生的船快沉了，誰都要找條退路。”
盧緒章站起來，整了整西裝，轉身走了出去。
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停下來，側過頭：“丁先生，你會感謝你自己今天的決定。”
三天後，晚上八點，吳淞口。
“華興號”貨輪緩緩駛入黃浦江。
周衛國站在船舷邊，手裡捏著那張剛透過無線電傳來的特別通行證，紙面被他的汗水浸溼了一角。
江面上有日軍炮艇在巡邏，探照燈的光柱在水面上掃來掃去，像一雙永不閉合的眼睛。
每次光柱掃過“華興號”的時候，周衛國的手指就會下意識地收緊，指甲嵌進掌心的肉裡。
但沒有人登船檢查。
沒有人攔阻。
沒有人多看一眼。
特別通行證像一把無形的鑰匙，打開了所有緊閉的門。
貨輪緩緩駛過外灘，海關大樓的鐘樓、和平飯店的綠色金字塔頂、匯中飯店的紅磚牆面——這些他在黃埔軍校時期就熟悉的地標，在夜色中顯得既熟悉又陌生。
周衛國看著那些建築，忽然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
他離開這座城市的時候，是1944年1月。
那時候，上海的冬天灰濛濛的，黃浦江上全是日本炮艇，外灘的行人步履匆匆，沒有人敢停下來多看一眼。
現在，一年多過去了，這座城市還在，還在喘氣，還在掙扎，還在活著。
孫德勝走到他身邊，壓低聲音：“周先生，船長說快到碼頭了，盧老闆的人己經在碼頭接應。”
周衛國點了點頭，轉身走進船艙。
馮·布勞恩第一個站起來，手裡抱著那個皮箱，聲音很輕，但很穩：“周先生，我們到了？”
周衛國看著他，嘴角微微上揚。
“到了。”
貨輪靠岸的時候，碼頭上只有一盞昏暗的路燈，光線下站著兩個人——盧緒章和盧緒華。
盧緒章穿著一件深灰色大衣，頭上戴著禮帽，看到周衛國從舷梯上走下來，他摘下帽子，微微點了點頭。
周衛國走到他面前，伸出手。
盧緒章握住他的手，握了兩秒，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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