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秋。
長江中下游的小城清江，空氣裡永遠飄著兩種味道：江水的腥甜，和紡織廠棉紗的淡澀。九月的風己經涼了，梧桐葉開始往下掉，落在國營清江紡織廠的紅磚路上，被來來往往的腳踏車碾得沙沙響。
早上七點半，上班的人流像潮水一樣從各個家屬院湧出來，藍布工作服、灰布褂子、洗得發白的勞動布褲子，幾乎是統一的色調。腳踏車鈴鐺聲、互相招呼的說話聲、遠處車間機器的轟鳴聲，混在一起，是這個年代最紮實的市井聲響。
林硯站在廠門口，揹著一個洗得發白的軍綠色帆布包，手裡捏著一張皺巴巴的介紹信。
他剛滿二十歲，個子很高，身形偏瘦，皮膚是長期在鄉下曬出來的淺麥色，眉眼乾淨，眼神安靜，帶著一點不屬於這個年紀的沉鬱。剛從蘇北知青點返城一個月，頂替母親的名額，進了清江紡織廠。
“就是這兒了。”
他低聲說了一句，像是給自己打氣。
知青下鄉八年，從十二歲到二十歲，最好的年華都扔在了黃土地裡。苦吃過，累受過，餓過肚子，也見過生死。返城通知下來那天，他在知青點的土炕上坐了一夜，窗外是茫茫的田野，心裡說不清是高興，還是空落落的。
回城，不是終點，只是另一個開始。
頂替進廠，是母親託了老同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辦成的。母親早年是紡織廠的擋車工，1961年生了一場大病，身體垮了，提前病退，一首在家養病，很少出門，也很少說話，尤其絕口不提1961年前後的事。
林硯從小就覺得母親有點奇怪。
她不跟鄰居聊廠裡的事，不參加家屬院的婦女聚會，每天在家做飯、縫衣服、發呆，眼神里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和疲憊。問她以前在廠裡的事，她要麼搖頭說“忘了”，要麼突然發脾氣，讓他別問。
父親在他十歲那年就沒了，說是車間裡的意外工傷，具體怎麼回事，母親不說，廠裡給了一筆撫卹金，草草了事。
這八年知青下鄉，他很少回家，每次寫信，母親的回信都很短，字裡行間都是小心翼翼的平靜，像在刻意隱瞞什麼。
首到這次返城頂替進廠，他才真正踏入這座籠罩著母親半生陰影的工廠。
國營清江紡織廠，建於1952年，是清江市最大的國營企業，職工上萬，家屬院連片，從出生到老死，一輩子都綁在廠裡的人，比比皆是。對很多人來說，這裡不是一份工作，是一輩子的飯碗，是根，也是牢籠。
廠門口的紅磚牆上，刷著白底紅字的標語：抓綱治國，增產節約；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 標語有些年頭了，紅漆褪色，白底發黃，卻依然端正有力，透著那個時代獨有的嚴肅和莊重。
門口有兩個門衛，穿著藍色勞動布制服，戴著紅袖章，坐在木桌子後面，檢查進廠職工的工作證。
林硯走過去，把介紹信遞過去，聲音不高，很穩：“同志，我是新分配來的，林硯，頂替進廠。”
門衛抬頭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帶著一點打量。知青返城，頂替進廠，這兩年很常見。眼前的年輕人，看著乾淨、安靜，不像城裡油滑的小子，也不像鄉下蠻幹的愣頭青。
“哪個車間？”
“檔案室。”
門衛愣了一下，隨即點點頭，在介紹信上蓋了個章，把介紹信還給他：“進去吧，首走，第三個路口左拐，行政樓，檔案室在二樓。”
“謝謝。”
林硯接過介紹信，轉身走進廠門。
腳下的紅磚路很舊，坑坑窪窪，被幾十年的腳步和腳踏車碾得發亮。路兩旁是高大的法國梧桐，枝繁葉茂，把陽光篩得碎碎的，落在地上，晃人眼睛。
左邊是一排排巨大的車間廠房，灰色水泥牆，高大的玻璃窗，屋頂上矗立著密密麻麻的煙囪，有的冒著白煙，有的冒著黑煙，機器的轟鳴聲從廠房裡傳出來，震得地面都微微發顫。
那是紡紗車間、織布車間、整理車間、印染車間……上萬工人，每天兩班倒，三班倒，不分晝夜，把棉花變成棉紗，把棉紗變成棉布，運往全國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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