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到那天，陳守業起了個大早，換了乾淨衣服，去了電報上寫的那個地址。
那是個機關大院，門口有衛兵，驗了證件才讓進。樓道里很安靜，每扇門都關著，偶爾有人從裡面走出來，看了一眼他又把門關上了，這個態度，比任何“組織談話”都首白。
他被安排在一間會議室裡等。
等了一個小時，來了一個戴眼鏡的中年男人，自報是“某部門辦公室的同志”，姓吳。
吳同志坐下來，拿了個本子，沒有寒暄，首接開問。
“陳守業同志，關於你在香港華興貿易公司的工作，組織上有幾個問題需要你配合說明。第一個問題：你從香港每個季度向國內上繳的利潤，資金來源能不能說清楚？”
“能。”陳守業把程敏做的那份賬目表從包裡拿出來，平攤在桌上，“每一筆交易都有對應合同和單據，如果需要，可以讓香港那邊把原件寄過來。”
吳同志低頭翻了翻，沒有表態，繼續問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你交代，華興的貨源，是從日本和東南亞採購的，但根據現有情報，你賬上的貨源規模，遠遠超過了你披露的貿易渠道所能支撐的量。這個怎麼解釋？”
陳守業沉默了幾秒鐘。
“日本貨源，”他平穩地說，“是透過中間商聯絡上的二手裝置渠道。這些中間商不願公開身份，他們手裡的貨本來就是繞過美國審查出來的，一旦公開了渠道，貨源就斷了。所以我在賬目上統一寫明是“從日本二手商透過中間人採購”，具體中間人資訊，我在香港有備檔。”
吳同志在本子上記了兩行字，抬頭看了他一眼。
“第三個問題：有人反映，你在香港期間，與當地黑社會幫派有往來，是否屬實？”
陳守業看著吳同志，語氣不變。
“我在香港跟一個叫方世榮的商人合用了倉庫，他是潮州商會的成員，做航運和倉儲的正經生意。至於社會上對他的某些傳聞，我在商業往來中沒有體會到。我跟他沒有幫派關係，只有商業合作。”
“那合義堂的事，你清楚嗎？”
“合義堂曾經派人到華興收保護費，我沒給，第二天合義堂內部出了事，這件事香港報紙有報道，跟華興沒有關係。”
吳同志看著他，停了幾秒，然後合上了本子。
“陳守業同志，組織上對你的問題是負責任的。目前……”他用了這個詞，“目前，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核查。在核查完成之前，你的工作暫時擱置。按照程式，你需要在報到地點附近配合後續調查，保持聯絡，不要擅自離開北京。”
“明白了。”
“那你先回去，有進展我們會通知你。”
吳同志站起來，拉開門，走了出去。
陳守業坐在會議室裡，看著那扇門重新關上。
他聽了半天，沒有聽到一句“有罪”，但也一句“沒事”沒有。這就是組織談話的精髓：卡在中間，既不給你定罪，也不給你清白，讓你自己待在那裡，等。
這一等，可能是幾天，可能是幾周，也可能……
他站起來，把桌上的賬本收進包裡。
有個事他想清楚了，吳同志問的三個問題，沒有一個涉及林景輝那條線。那批美國裝置，以及他給大陸那邊做的更大範圍的事，似乎不在這個“何姓老幹部”能接觸到的核查範圍裡。
這意味著，搞他的人，不一定了解他所有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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