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問題也需要注意，如果我沒記錯，格雷巴大廈沒有自己的停車位，離得最近的停車場是中央車站車庫，步行需要3分鐘，而且停車費蠻貴，一個小時要30美分？”
鄭慧嫻點點頭。
“如果下雨天客戶登門拜訪，太不友好。大廈周邊的街邊車位便宜是便宜一點，但要靠搶，客戶未必能有位置停車，這個問題需要解決一下，搞定兩三個長期車位。”
“怎麼搞？”
冼耀文揉了揉太陽穴，輕聲細語道：“這件事可以簡單，也可以難，簡單的做法是搞定收停車費的人，讓他幫你搞定停車位，不過街邊車位是公共資源，無數雙眼睛盯著，事情辦得沒有技巧容易惹一身騷。
《花花公子》是雜誌當中的異類，發展速度又快，遭人嫉妒在所難免，自詡做正經雜誌的出版社，若是遇見揪我們小辮子的機會，必定樂得落井下石，所以啊，做事需謹慎，停車位要按照難的方式解決。
具體怎麼解決，你自己動動腦筋，花社僅是我事業版圖的其中一小環，眼下以及未來的一年，我可以帶著你走，你只需執行好我佈置的戰略。
一年後，我不可能再花大量精力關心花社，花社需要一個具備戰略眼光、資源整合力、全域性掌控力的領導者，即帥才。”
冼耀文來到鄭慧嫻身後的幹吧（Dry bar）前，給自己倒了一杯傑克丹尼，呷了一口將杯子放於桌面。
坐回位子，指了指酒杯，“藍領喝波本，富豪飲蘇格蘭，鄉村音樂歌手、卡車司機鍾愛田納西威士忌，年輕人又喜歡喝什麼？
1930年代生人，幸運地躲過了世界大戰，當中的佼佼者進入大學，早熟的已經工作幾年，可能已經結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提早進入枯燥的中年。
處在中間不上不下的那些，他們不甘心子承父業，走自己父親那條無趣的道路，他們嚮往外面的世界，不一樣的世界，他們從鄉村進入城市，從小城來到紐約這樣的大城。
他們以為紐約有屬於他們的一片天，但是，事實上，只有極少數人有所作為，大多數人只能租住在骯髒的公寓，吃廉價的白城堡漢堡，酒吧、夜總會，大都市的燈紅酒綠與他們無關，想融入其中，唯一的途徑是成為侍應生。
美國的經濟在高速發展，彷彿每個美國人的生活都在變好，但他們被往前走的火車遺忘在站臺，置身繁華，與蕭條相伴，為什麼？
無視最關鍵的自我因素，他們從國家體制、社會環境尋找原因。
美國好嗎？
不好，美國，或者說所有國家的體制都有問題，繁榮之下，拉開褲襠都有屎，美國的褲襠裡屎還不少。
種族隔離、種族歧視，麥卡錫主義盛行，反共恐慌導致言論審查，彷彿人們失去了發表己見的自由。
物質上得不到滿足，精神又很空虛，他們想咒罵、控訴、吐槽，以音樂、脫口秀的形式，他們想頹廢，吸毒、濫交，某一天屍體躺在垃圾堆，離開這個他們不想來的世界。
他們當中也不乏具備英雄主義或投機主義的人，解決問題很難，把問題捅出來卻是非常簡單，後面的幾年，這裡應該會冒出不少美國魯迅，揭露、批判、吶喊、呼籲，期待先醒的人叫醒還在沉睡的，叫醒了幹嘛？
魯迅表示周樹人不知道，但是他知道發稿要領潤筆費，敢不給，你丫的大概肯定是條狗，還是一條東洋狗。”
鄭慧嫻哈哈大笑。
待她恢復平靜，冼耀文接著說道：“美國風雲湧動，年輕人的思想和消遣方式即將迎來百花齊放的時期，這個時期是怎麼樣的，與花社息息相關，因為《花花公子》的核心是性文化的折射、表現。
性文化不會斷層，但不同時期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把握不準下一階段的表現形式，會直接反映到銷量上，何況《花花公子》需要做性文化的引領者。
這是其一，其二，《花花公子》只是花社邁出的第一步，我對花社的定位是泛娛樂集團，雜誌報紙只是第一步，往下走，還會大力發展電視電影業務。
花社的領導者需要具備敏銳的洞察力，對當下在發生的瞭然於胸，對將來會發生的有準確的預判。”
冼耀文端起酒杯，“美國生產威士忌的工廠很多，大部分處於不死不活的狀態。《花花公子》是一本雜誌，也可以是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態度。
年輕人喜歡喝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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