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廠回來之後，我把那十幾個亡魂的事記在記錄本上，連著好幾天都在想同一個問題——怎麼幫他們找到家屬。
他們魂太弱，連聲音都發不出來，唯一能做的就是蹲在黑暗裡等著。最年長的那個用盡了死後僅剩的力氣對我作了個揖，說了聲“謝謝”。我答應過他們，不讓他們再做無名屍。
但答應是一回事，做到是另一回事。這些人的身份資訊幾乎是空白——沒有身份證，沒有手機，沒有任何能追溯來源的私人物品。
派出所的人口資訊庫裡沒有他們的指紋記錄，失蹤人口系統裡沒有匹配的報案資訊。
張哥說玄陰會挑人是有講究的，專挑那些在外面打工、跟家裡聯絡少的人，失蹤了也沒人找，死了也沒人認。
沒人找不等於沒有家人。他們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丈夫、父親死在了安河。也許這麼多年過去，家裡還有人一首在等。
我把工廠亡魂的外貌特徵整理成一份簡易名冊——身高、體型、大致年齡、衣著特點、手部老繭的分佈位置。
每一行資訊都很單薄，單薄到我看著那些文字都覺得心酸。但這是目前唯一的線索。
拿著這份名冊，我去了業務科找王姨。
王姨正坐在辦公桌後面整理業務檔案。她面前堆著好幾摞牛皮紙檔案盒，左手邊是一臺老式座機電話，右手邊的牆上貼滿了泛黃的聯絡人便籤。
她在這間業務科坐了二十年，安河周邊大大小小村鎮的民政幹事、派出所戶籍警、街道辦事處的聯絡人，全在她腦子裡。
我把名冊放在她桌上，把工廠亡魂的事簡單說了一遍。王姨聽完之後把名冊拿起來，戴上老花鏡從頭到尾看了一遍。
“十幾個人，全是外地農民工，沒有名字，沒有身份證號，死了至少好幾年。你想幫他們找家屬？”
“至少試試。他們骨灰還在老碼頭的罈子裡封著，魂被困在工廠地基下面。等證據鏈走完，骨灰和遺體都要重新火化。火化之前如果能找到家屬，他們就不用再做無名屍了。”
王姨把老花鏡摘下來擱在桌上，沉默了片刻。然後她拉開抽屜，從裡面翻出一個巴掌大的通訊錄。
封皮是人造革的，邊角磨得起了毛，裡面密密麻麻地記著幾十年來打過的電話號碼。有些號碼旁邊畫著勾，有些畫著叉，有些用紅筆圈了好幾圈。
“我在業務科幹了二十年，別的本事沒有，找人還行。”她把通訊錄翻到其中一頁，手指點在第一個號碼上，“先從這幾個開始。
周家莊、王村、李樓——這幾個村子離東郊工廠最近，以前經常有外地農民工在那邊租房子。
你那份名冊上不是標註了其中兩個人穿著迷彩服和解放鞋嗎？這種打扮常見於來自西南省份的務工人員。
安河本地人不穿迷彩服，只有西川、貴州那邊來修鐵路的工人喜歡穿——他們多半是從同一個地方招來的。”
她拿起座機話筒，撥了第一個號碼。電話那頭響了很久才有人接，背景音嘈雜，隱約能聽到雞叫和小孩哭的聲音。
王姨對著話筒說了幾句，語氣不急不緩，把情況簡單明瞭地講了一遍。掛了之後又撥第二個、第三個，一整個下午都在打電話。有的一聽是殯儀館就掛了。
有的讓她把情況說得再詳細些，她去核實。有的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然後說“我們村幾年前是有人出去打工一首沒回來”。
每打通一個有用的電話，王姨就在通訊錄上畫一個勾。
每確認一個可能的失蹤人員，就在名冊對應的條目旁邊打一個問號。我在旁邊幫她翻檔案、查戶籍資訊、發傳真。
張哥下班之後也過來幫忙，他把工廠亡魂的特徵和老碼頭那些骨灰罈的編號一一對照，把能對應上的資訊填進表格裡。
一週下來，王姨打了數不清的電話。她的嗓子啞了，桌上那本通訊錄被翻得封皮都快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