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筆錄不是在審訊室裡完成的——宋雅的身體狀況不允許長途押送，醫生說她長期缺乏日照和運動，嚴重營養不良，骨質疏鬆到了輕輕一碰就可能骨折的地步，需要在醫院裡至少觀察一週。
專案組就在病房裡架了一臺攝像機，江若嵐坐在病床邊，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聽完了這個被關了將近六年的女人，一字一句地講完了她的故事。
宋雅說，她從一開始就不是單純的主持人。
她出生在石橋縣青石鋪村，家裡窮得連她上高中的學費都湊不齊。
宋志剛那時候己經在義安打工了，在建築工地上搬磚，每個月掙的錢大半都寄回來供她讀書，自己住在工地上的簡易棚子裡，冬天凍得手腳生凍瘡爛了也不肯花錢買藥。
她考上大學那年，宋志剛拿出了全部積蓄，又跟工友借了一萬多塊錢，才把她送進了新州大學的校門。
她畢業之後進了義安電視臺，一步步從小記者做到晚間新聞主持人，而宋志剛則回到了青石鋪，用她在電視臺工作頭兩年攢下的工資開了那個養雞場。
她跟她哥的感情比一般的兄妹要深得多——她是被哥哥一手拉扯大的，父母早逝之後，宋志剛就是她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親人。
她對他的感情裡，有感激，有愧疚，還有一種她自己都說不清楚的、近乎信仰的無條件信任。
她接近周文軒的初衷確實是周沛之前推測的那樣——收集資訊，為豐茂所用，換取在義安的生存空間。
但她沒有告訴孫正陽的是，她同時也在為自己收集資訊。
豐茂的賬目、沈望山和顧長河之間的利益輸送、周文軒經手的每一筆行賄款項的細節——她偷偷留了副本。
她把一部分選擇性透露給孫正陽，想用一個刑警副支隊長的身份來平衡豐茂對她的控制。
但她玩脫了。
二零一八年，周文軒發現了她在偷錄豐茂的內部會議。
“他給我看了那段監控錄影。”
宋雅靠在病床上，聲音很輕，目光落在自己那雙瘦得只剩骨頭的手上，“是在金海岸會所頂樓的包廂裡。
他說他本來打算讓人把我埋了，但他給我一個選擇——要麼死，要麼幫他做最後一件事。
他說豐茂在城東那個工地上有兩個己經埋了的‘麻煩’，還有第三個‘麻煩’正在處理。
他需要一個和豐茂完全沒有關係的人去做一個不在場證明。
他讓我用電視臺的名義去工地做一個採訪，採訪內容是‘新城建設者風采’，就在工地大門口拍幾個鏡頭，跟專案經理握握手就行。
他說只要我做了這件事，他就放過我。”
江若嵐問：“你做了嗎？”
“做了。”宋雅閉上眼睛，睫毛微微顫抖，“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帶了臺裡的攝像師去城東工地，拍了一段三分鐘的新聞素材。
那段素材後來在晚間新聞裡播了，日期清清楚楚，畫面裡我站在工地門口，背後是正在施工的塔吊和地基坑。
周文軒的目的很簡單——如果將來有一天那個地基坑裡的屍體被發現了，他可以用這段新聞畫面來證明，在法醫推定的死亡時間段內，那個工地上正在進行正常的施工活動，沒有任何異常。
而我就是他的時間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