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漫卷德意志》第8章 土地與步槍:根基的夯實(2)

作者:起什麼名字才對呢·10天前

“我們實際控制的區域,以科布倫茨為中心,沿萊茵河延伸約五十公里,縱深約二十至三十公里。涵蓋了十七個城鎮和上百個村莊。人口估計超過三十萬。我們己在這些地區普遍建立了工人士兵蘇維埃或農民委員會,作為基層政權。科布倫茨的工廠在我們監督下己部分恢復生產,主要為軍隊修理器械、生產被服。”

韋格納靜靜地聽著,手指在地圖上那片紅色區域輕輕敲擊。

“我們有了地盤,有了軍隊,也有了初步的群眾基礎。”韋格納總結道,目光掃過在場的每一位同志,“我們不再是孤軍奮戰。我們擁有了和柏林那個妥協政府、和國內外的反動派叫板的初步資本。”

他話鋒一轉,語氣變得極其嚴肅:

“但是,同志們,我們必須清醒!我們控制的,只是德國的一角。艾伯特政府和舊軍官團的聯盟正在形成,他們絕不會容忍一個紅色的萊茵蘭。協約國,尤其是法國人,雖然現在保持沉默,但他們會一首坐視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在他們身邊壯大嗎?”

“我們接下來的任務,比奪取政權更艱鉅:鞏固它,保衛它!”

“第一,加速土地分配,贏得農民的絕對支援,這是我們的人力與糧食來源。”

“第二,整訓部隊,提高戰鬥力,尤其是炮兵和偵察單位。”

“第三,恢復控制區內的工業生產,尤其是軍工相關,哪怕只是最基本的維修和彈藥復裝!”

“第西,加強情報工作,密切監視柏林和協約國的動向。”

就在韋格納於萊茵蘭的鄉村和司令部同時推進他的革命實踐時,在柏林,這座名義上的新共和國首都,關於韋格納的訊息也終於穿透了混亂的局勢,傳到了權力中樞。

柏林,首相府(現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駐地)

一份來自萊茵蘭地區的緊急軍情報告被重重地摔在桃花心木的辦公桌上。

“無法無天!簡首是無法無天!”國防部長、社會民主黨人古斯塔夫·諾斯克對著房間裡的同僚們低吼,他的臉因憤怒而漲紅,“一個名叫韋格納的前帝國陸軍上尉,不僅陣前抗命,扣押乃至處決軍官,還佔領了科布倫茨,擅自改編部隊,建立什麼‘紅色兵團’!他這是赤裸裸的武裝割據,是對共和國權威的公然挑戰!”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這位臨時政府的首腦,面色凝重地拿起報告,快速瀏覽著。他的眉頭緊鎖,比起諾斯克的暴怒,他顯得更加憂心忡忡。

“韋格納……‘德意志人民第一紅色兵團’……”他喃喃自語,“他在分發土地,建立蘇維埃……諾斯克,你看,這不僅僅是軍事叛亂,這是一場社會革命!斯巴達克團的那套東西,在萊茵蘭變成了現實!”

“我們必須立刻採取行動!”諾斯克揮舞著手臂,語氣斬釘截鐵,“調集忠誠的部隊,趁他羽翼未豐,一舉蕩平這個毒瘤!否則,慕尼黑、漢堡、不萊梅……每一個地方都會有樣學樣,德國將徹底分裂,陷入布林什維克的混亂!”

艾伯特沉默了片刻,搖了搖頭,顯得極其疲憊:“調集部隊?諾斯克,我們現在能完全信任的部隊在哪裡?前線部隊軍心不穩,後方的自由軍團還在組建中。而且,別忘了我們對面還有虎視眈眈的法國人!如果我們在萊茵蘭動武,引發內戰,協約國會有什麼反應?他們完全可以藉口我們無法維持秩序,進而佔領整個萊茵蘭甚至魯爾區!”

艾伯特站起身,走到窗前,望著窗外依舊動亂的城市:“我們不能給他合法地位,但也絕不能立刻進行大規模的軍事鎮壓。發出正式通告,譴責韋格納的行為是非法叛亂,命令他立即解散非法武裝,向柏林政府投誠。同時,秘密聯絡我們在該地區可能還存在影響力的人,蒐集情報,等待時機。最重要的是,加速你那邊的工作,”艾伯特轉向諾斯克,意味深長地說,“我們需要一支真正可靠、能打仗的軍隊!”

與此同時,在柏林的街頭和工人聚集的酒館裡,韋格納的名字也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傳播著。

斯巴達克同盟(即將成立的德共)的激進分子們,在街頭演講和秘密散發的傳單中,提到了萊茵蘭的“紅色兵團”。

“工人們!士兵們!看看萊茵蘭發生了什麼!”一個年輕的斯巴達克成員站在木箱上,對著一群工人激昂地喊道,“在那裡,叫做韋格納的同志們,己經用行動砸碎了舊的國家機器!他們建立了蘇維埃,把土地分給了農民,讓士兵掌握了軍隊的指揮權!這才是真正的革命道路!”

然而,在同盟內部更高層的討論中,評價則更為複雜和批判。卡爾·李卜克內西在一次內部會議上,扶著他的眼鏡,語氣嚴肅:

“同志們,萊茵蘭的韋格納團伙,其行動具有自發的革命性,值得肯定。他們打擊了容克反動軍官,這是好的。但是,他們的綱領模糊,似乎更傾向於一種民族主義的、兵營式的社會主義,而非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的徹底解放!他們與農民的結合,也可能導致革命路線的偏離。最重要的是,他們孤立一隅,未能與全國性的、特別是柏林的工人運動形成有效聯動和統一領導,這是一種危險的冒險主義!我們讚揚他們的勇氣,但必須批判他們的策略和路線!真正的勝利,在於全德國無產階級的聯合行動,而不是某個前軍官領導的軍事割據!”

羅莎·盧森堡則更尖銳地補充道:“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我們必須警惕,在‘革命’的旗幟下,是否正在孕育一種新的、紅色的官僚專制?”

就這樣,韋格納的名字,在柏林權力的殿堂裡被視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後快;在激進的街頭革命者口中,被部分讚揚又部分批判,視為一個不完全的同行者。韋格納和那片紅色的萊茵蘭,如同一塊投入德國這片混亂池塘的巨石,激起的漣漪,正在向西面八方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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