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5日，莫斯科火車站
整座火車站已被紅旗覆蓋。
從月臺到站前廣場，三千名紅軍儀仗隊員沿道路兩側肅立，嶄新的軍裝與上了剌刀步槍在晨光中泛著冷冽的光澤。
高音喇叭裡迴圈播放著《國際歌》和《華沙曲》的混編交響樂，還添加了德國工人作曲家新近創作的《紅色萊茵河》。
站臺上，蘇聯方面的迎接團隊已經就位。
站在最前方的不是列寧——他的健康狀況已不允許出席這種露天儀式——而是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
蘇共黨內選擇托洛茨基作為迎接韋格納的考量：
在這個架空的1922年，蘇聯黨內權力格局與真實歷史既有相似又有不同。
相似之處在於：列寧病重，繼任者之爭暗流湧動；不同之處在於，德國紅色政權的存在和成功，極大地強化了“世界革命派”的政治資本。
作為紅軍締造者和蘇波戰爭實際指揮者，托洛茨基在軍隊中的影響力無人能及。
面對德國這個擁有強大軍事傳統的盟友，由軍人出身的托洛茨基出面接待，符合蘇聯軍方“對等原則”的心理須求。
在國際聲譽上，托洛茨基是共產國際早期主要理論家之一，在歐洲左翼運動中享有崇高聲望。由他迎接德國代表團，能向國際共運傳遞“莫斯科-柏林軸心堅不可摧”的訊號。
與斯大林側重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不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與德國目前表現出的革命輸出姿態存在潛在共鳴。
目前的蘇共狀態是，斯大林掌控黨組織，季諾維也夫把持共產國際，托洛茨基主導軍事外交——這種三足鼎立的局面暫時平衡住了蘇共高層的態勢，是列寧病重時各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
由托洛茨基主持外交盛典，斯大林負責國內安保和後勤，季諾維也夫則籌備明天的共產國際專題會議，各得其所。
此刻，托洛茨基身披軍大衣，雙手背在身後，
“列車準點到達嗎嗎？”
他問道。
契切林看了看懷錶：
“按德國同志最後一封電報，應該在一分鐘後進站。”
話音剛落，遠方的汽笛聲穿透晨霧。
一列深綠色塗裝的專列緩緩駛入視線，車頭懸掛著兩面旗幟：
左側是德意志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紅底金徽旗，右側是蘇聯的鐮刀錘子紅旗。
列車停穩時，車門開啟。
韋格納穿著簡潔的灰色雙排扣大衣，左胸彆著一枚小小的“304高地起義紀念章”。
“歡迎來到蘇維埃，韋格納同志！”
托洛茨基上前說道，同時伸出右手。
韋格納握住那隻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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