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人民委員會主席辦公室
深夜十一點。
卡爾·韋格納站在辦公室的窗前，手裡拿著一份電文。
窗外，柏林城的燈火在夏夜中延伸，遠處，亞歷山大廣場上新安裝的霓虹燈牌閃爍著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照亮了半條街。
電文上的文字他己經讀了第三遍：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於今日正式成立……各共和國代表全票透過……列寧同志雖未出席儀式，但全程指導了籌備工作……期待與德國同志並肩推動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
玻璃上倒映出韋格納的面容——比西年前在304高地時有些成熟了，鬢角也有了些許白髮，只有那雙眼睛，依然保持著清醒與沉重。
韋格納轉身走回辦公桌。
在桌面上找出了三份檔案：
最左邊是蘇聯成立賀電的德文譯本；中間是德國駐莫斯科貿易代表發回的報告；右邊是一份醫療檔案的摘要——列寧同志的病歷。
韋格納拿起醫療檔案。
上面的德文記錄是他親自要求衛生人民委員部整理的，資料來源包括：
去年赴俄的德國醫療專家組回憶、與列寧有過接觸的共產國際工作人員描述、以及從瑞士弄到的舊病歷。
“進行性動脈硬化……腦血管損傷……右半身癱瘓進行性加重……語言功能受損……”
韋格納閉上了眼睛。
那個躺在戈爾基村床上不能動彈的老人，那場最終導致蘇聯走上特定道路的權力鬥爭，那個在二十世紀投下漫長陰影的巨人及其悲劇。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
在這個時空裡，他曾多次透過正式和非正式渠道，邀請列寧來柏林接受治療。
德國有全歐洲最好的神經內科醫生，有比莫斯科更充足的藥品，有更穩定的生活環境。
但每次邀請都被婉拒——有時是“工作繁忙”，有時是“不便離開”，最近一次的回電甚至首接說：“我的戰場在莫斯科。”
韋格納理解這種固執。
一個締造了革命的人，怎麼可能在關鍵時刻離開自己的心血呢？
他放下病歷，拿起駐柏林特使的報告。
“……簽字儀式上，托洛茨基始終保持沉默，但在烏克蘭代表提出‘退出權’條款時微微點頭……季諾維也夫宣讀主席賀電時，斯大林全程記錄……儀式結束後，核心層在小會議室閉門討論近兩小時……”
韋格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那個發往蘇聯的賀電——什麼“最堅定的盟友”，什麼“易北河與伏爾加河”——每一句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他在為德蘇的關係設定下大體框架：是平等的戰略伙伴。
在這個框架下，德國可以學習蘇聯的革命經驗，但絕不會接受來自莫斯科的指揮棒；可以與蘇聯進行深入的經濟軍事合作，但必須保持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獨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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