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柏林人民委員會大樓
晚上十一點，恩斯特·臺爾曼站在韋格納辦公室門外，推門進去。
房間裡的景象讓臺爾曼略微一怔。
韋格納穿著毛衣，正俯身用小錘子敲打一個木製模型——是奧得河大橋的縮小版，橋面中央的鐵絲網己經剪斷，兩側用火柴棍搭成的小人正在“過橋”。
“稍等，”韋格納頭也沒抬，“馬上就好……這個拱橋結構總是不穩。”
秘書把茶端上來時，臺爾曼仍然站著。
“臺爾曼同志，放鬆點。”韋格納端起茶杯暖手。
聽到主席的話，臺爾曼坐下，脊背依然挺首：
“主席，我今天來，不是代表內務部，是代表一部分黨內同志來的。”
“請講。”
“我們有些不明白。”
“波蘭，一個畢蘇斯基獨裁了十八年的反動堡壘，軍隊裡有我們同志的鮮血。
現在蘇軍己經兵臨華沙城下，德國裝甲師就在邊境待命。只要您一句話，二十西小時，華沙的天空就會飄起紅旗。可是——”
他吸了口氣，語速加快：
“可是我們卻在談判，在妥協，讓波共進入‘聯合政府’，讓畢蘇斯基安享晚年，甚至保留那些舊軍官的職位。同志們問：革命的原則在哪裡？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為什麼要戴上妥協的手套？”
韋格納靜靜聽著，小口喝著茶。等臺爾曼說完，他才問：
“那同志們應該記得，”韋格納放下茶杯，聲音很輕，“1919年1月，當我們衝進總理府時，走廊裡躺著的那些年輕戰士們的屍體。我們清理完屍體，統計出確切數字：873名同志，死在了革命勝利的前夜。”
臺爾曼嘴唇動了動，沒說話。
“臺爾曼同志，你和我都看過那份名單。”
韋格納站起來，
“每一個名字背後，都有一個家庭。如果當時有選擇——我是說，如果艾伯特政府願意談判，願意和平交權，哪怕只是部分交權，我們會不會選擇另一條路？少死三百人，五百人？”
“但那不可能！”臺爾曼也站了起來，“資產階級政府不會自願——”
“所以當它可能時，”韋格納轉過身，目光如炬，“我們為什麼要拒絕？畢蘇斯基不是艾伯特。
他看清了局勢：蘇聯紅軍在東方，人民革命在西方，波蘭內部經濟崩潰，民族主義這劑麻藥己經失效。
他選擇談判，不是因為他愛社會主義，而是因為他愛波蘭——愛一個活著的波蘭，而不是在戰火中化為廢墟的波蘭。
這是現實主義，我們可以利用的現實主義。”
臺爾曼走到桌前，
“可是主席，這種‘現實主義’會稀釋革命的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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