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問我：‘扎萊夫斯基同志，你來這裡，是為了完成上級的集體化百分比指標，還是為了真正改善這些農民的生活，把他們引向社會主義？
我當然是後者！他接著說：
那你覺得，是把槍頂在他們腦門上，逼他們簽字畫押更社會主義，還是先想辦法讓他們的母雞多下蛋、讓生病的人看上病，讓他們自己慢慢覺得，也許一起幹確實能活得更好，更社會主義？’”
“我……”
亞當有些語塞了，用手指無意識地搓著麵包屑。
“我開始跟著他們工作。真的去協調獸醫給牲畜看病，組織婦女識字班，第一課就教怎麼看合作社最簡單的收支公告。
幫村裡二流子——其實是個父母死在戰爭中沒人管的半大孩子——在新建的磚窯找了個活，讓老黨員帶著他。
我們甚至從德國同志協調來的援助物資裡，擠出一些真正的玻璃，給村裡的學校換了破爛的窗戶紙。”
亞當的語速慢了下來：
“社會改造的過程慢得像蝸牛。沒有轟轟烈烈，只有雞毛蒜皮。
但是，幾個月下來，當我再站在村口，有人會主動跟我打招呼，不再帶著畏懼或敵視的目光。
那個老農還悄悄塞給我兩個還溫乎的雞蛋，說給我那沒見過面的城裡領導同志嚐嚐，謝謝他派來的獸醫救了我家的牛犢。
就兩個雞蛋，科瓦爾斯基，”亞當的聲音有些哽咽，“比我過去在華沙得到的任何掌聲或批評，都重一千倍。”
“所以，你變了。”
科瓦爾斯基溫和地說。
“不是我變了，揚。”
亞當抬起頭，眼神清澈而堅定，
“是我開始懂了。我過去信仰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完美的、抽象的雕像，我想用錘子儘快砸掉一切舊的，好把它光鮮地立起來。
但我忘了，生活在舊房子裡的人，需要時間學會在新房子裡生活。”
“現在我明白了，為什麼柏林來的同志們要弄那些複雜的表格和流程。
那不是官僚主義，那是試圖建立一種不依賴個人激情和暴力、可以穩定執行的新規則。
為什麼領導層要強調過渡時期、區別對待。
不是為了妥協，而是為了減少不必要的痛苦和抵抗，儲存更多的生產力和社會元氣。
社會主義的優勢，不在於它能以多快的速度宣佈沒收，而在於它能否真正組織起更有效率、更公平的生產和生活，並且讓大多數人，包括那些一時跟不上的人，最終心服口服地認同這種優勢。”
亞當頓了頓，自嘲地笑了笑：
“當然，盧布林也有蘇聯顧問，主張更快的集體化。
我和他們爭辯過，用我親眼看到的三隻母雞和家族世仇去爭辯。他們說我被小生產者的自發勢力腐蝕了。
也許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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