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採訪了乞丐之後,斯諾將目光投向了巴黎“赤區”的核心地帶——第十八區蒙馬特高地附近。
在一條被改名為公社戰士街的巷口,他遇到了正在指揮工人糾察隊(赤衛隊)設定路障檢查點的亨利。
亨利與杜邦形成了尖銳的對比。他的身材矮壯敦實,右臉頰有一道明顯的、發白的疤痕,從顴骨延伸到下巴,那是戰爭留下的印記。
他穿著一身洗得發白但乾淨整齊的藍色工裝,臂戴鮮紅的“人民自衛委員會”袖標,腰間束著武裝帶,上面掛著一箇舊水壺和一盞煤油風燈。
斯諾表明身份和來意後,亨利沒有立刻答應,而是仔細檢查了他的證件,又用盤問了斯諾幾句,才點了點頭,示意斯諾跟他走到路邊一個相對安靜的角落,那裡擺著兩張從附近咖啡館搬出來的舊椅子。
“美國人?來聽故事?”
“也好。讓外面的人知道知道,法蘭西這個所謂的共和國對我們這些人幹了什麼。”
他掏出一個鐵煙盒,自己捲了支菸,點燃後深深吸了一口,煙霧繚繞中,他的目光變得悠遠,彷彿穿透了時空,回到了十幾年前的泥濘戰壕。
“故事?我的故事,開始於馬恩河,”
“1914年,我二十歲,是個里昂的鉗工。像所有傻小子一樣,被保衛祖國、對抗德國佬的口號煽得熱血沸騰。
我們唱著《馬賽曲》上了火車,以為幾個月後就能帶著榮耀回家。”
他吐出一口煙,冷笑一聲,
“榮耀?我們在凡爾登的泥漿和血肉裡泡了兩年。德國人的炮彈,我們長官的愚蠢命令,還有戰壕里老鼠和壞疽,殺死了我連隊西分之三的人。
我臉上的疤,就是拜一塊該死的炮彈碎片所賜。
我在野戰醫院躺了三個月,醒來時,戰爭結束了。”
“他們給我們發了點微薄的遣散費,一枚勳章,還有一堆空話:
國家不會忘記你們的犧牲、光榮的退伍軍人。
然後呢?然後就把我們像破掃帚一樣扔回了社會。
我回到里昂,原來的工廠位置沒了,被更年輕的人頂了。
我找工作,僱主看看我的疤,聽聽我因為毒氣有點喘的肺,就搖頭。那點遣散費也很快花光了。”
毒氣的語氣平靜得可怕,
“我的老婆在我在前線時,跟別的男人,跑了。
我不怪她,那時候誰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回來。但我只剩下自己了。我和很多像我一樣的退伍兵,住在廉租房裡,靠打零工和一點點可憐的傷殘補助過活。
我們開始聚會,喝酒,罵娘。慢慢地,我們組織起來,要求政府兌現承諾:
像樣的工作,體面的撫卹,醫療照顧。
我們以為,我們為這個國家流過血,它至少該給我們一條活路。”
說到這裡,亨利的眼睛驟然縮緊,手中的煙被捏得微微變形。
“1921年春天,我們在巴黎組織了一次和平請願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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