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南部，普羅旺斯地區艾克斯，1929年6月20日。
熱浪炙烤著灰黃色的土地，連橄欖樹葉都蔫蔫地垂著。
勒魯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在滾燙的碎石路上。
他的工作服後背浸透了，勒魯原本是本地機械加工廠一名經驗豐富的銑工，技術在全廠數一數二，沉默寡言，唯一的愛好就是在週日修理自家那個總也修不好的小花園棚屋。
然而，他己經三個月沒有拿到全額工資了。
廠方總是用“客戶拖欠”、“資金週轉”、“下個月一起補”等藉口搪塞。
勒魯的積蓄早己見底，妻子瑪麗咳嗽需要買藥，小兒子學校的書本費拖欠著，房東上週己經下了最後通牒。
這個老實巴交的工人，在過去幾周裡，第西次試圖求見工廠經理，甚至想找據說在本地頗有勢力的工廠主亨利·杜邦先生申訴，但每次都被秘書或工頭冷冰冰地擋在門外。
杜邦先生？他很忙，永遠不在廠裡，或者去巴黎處理重要業務了。
今天上午，勒魯操作機床時，因為營養不良和心神不寧，差點釀成事故。
工頭當著所有人的面，用夾雜著俚語的髒話將他臭罵一頓，並威脅要扣掉他本就不指望能全發的“本月部分工資”。
絕望和一種被逼到牆角的憤怒灼燒著勒魯。
中午下工的汽笛響過，工人們魚貫而出，奔向食堂或陰涼處自帶的簡陋飯盒。
勒魯沒有動。他做了一個決定：曠工。他要去城裡找那個在佈告欄上貼過廣告的律師問問，像他這種情況，到底有什麼辦法能要回自己的血汗錢。
也許律師費很貴，但他得試試，哪怕只是知道一條路。
勒魯需要回家一趟，取走藏在破聖像後面鐵罐裡的最後一點應急錢。
勒魯悄無聲息地離開了工廠，穿過被烈日烤得發燙的街道，走向位於城市邊緣工人聚居區的家。
推開自家那扇木門時，傳入耳中的聲音讓勒魯瞬間僵在原地——那是女人的啜泣與掙扎聲，混雜著一個男人粗重而熟悉的、帶著本地士紳口音的調笑聲。
血，猛地衝上了頭頂。
勒魯像一頭被激怒的公牛，衝進臥室。眼前的情景幾乎讓他睚眥欲裂：
他的妻子瑪麗，衣衫不整，頭髮散亂，臉上帶著淚痕和驚恐，正被一個穿著考究亞麻西裝、頭髮抹得油亮的男人壓在簡陋的床鋪上。
那個男人，正是他求見多次不得的工廠主之子，亨利·杜邦。
“杜邦！”
勒魯發出一聲野獸般的嘶吼。
床上的兩人驚跳起來。瑪麗發出尖叫，慌忙拉攏衣服，臉上血色盡失。
亨利·杜邦先是一驚，隨即臉上浮現出慣有的、居高臨下的嫌惡和一絲被撞破好事的惱怒。
他鬆開瑪麗，慢條斯理地整理著西裝袖子。
“勒魯？你這時候回來幹什麼？” 杜邦的語氣裡沒有絲毫愧疚，只有被打擾的不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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