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東區，碼頭附近一幢不起眼的倉庫二樓。
屋內，長條桌旁圍坐著十幾個人，他們是英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核心成員，以及來自幾個關鍵工業區的主要幹部。
會議己進行了兩個小時。
桌上攤開著各種報告：南威爾士礦工失業率統計、克萊德賽德造船廠訂單銳減資料、倫敦各區房租拖欠和驅趕案例彙編、從柏林和巴黎透過秘密渠道傳來的簡報摘要。
哈里·波立特，這位年僅三十九歲卻己顯露出沉穩組織者氣質的工會活動家，此刻是會議的實際主導者。他拿起一份報告，
“同志們，資料不會說謊，工人們的肚子更不會。
南威爾士的礦工家庭己經開始吃野草和土豆皮充飢。
格拉斯哥的船塢工人現在排隊領的救濟金不夠買一星期的基本口糧。
麥克唐納和他的國民政府除了削減失業救濟、要求各地方政府緊縮，拿不出任何像樣的辦法。
資產階級的報紙還在粉飾太平，但憤怒和絕望，己經在每一個工人聚集的酒吧、每一個失業隊伍裡沸騰。”
坐在他對面的是前黨主席阿爾伯特·英克平，代表黨內依然有影響力的正統派。
他眉頭緊鎖，手裡夾著熄滅的菸斗：
“哈里，我理解你的情緒，也看到危機。
但是，我們必須清醒！我們的力量還太薄弱。一萬兩千名黨員，散落在數百萬失業和不安的工人中，就像把一把鹽撒進泰晤士河。
1926年的教訓還不夠深刻嗎？
我們滿腔熱情地投入總罷工，結果呢？
工會官僚背叛了我們，國家機器毫不留情，我們最優秀的同志進了監獄，組織網路幾年都沒恢復元氣！
現在發動全國性的罷工示威遊行？這等於把我們的骨幹力量再次送到警察的警棍和監獄大門前！”
“阿爾伯特同志說的風險確實存在，”
約翰·羅斯·坎貝爾推了推眼鏡，
“但1926年和現在有三個根本不同。
第一，危機深度不同。
當年是區域性行業衝突，現在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總崩潰，從華爾街到倫敦城，資產階級政府的信用和信心都在瓦解，統治階級內部的恐慌和分歧比當年大得多。
第二，國際環境不同。
當年我們幾乎是孤軍奮戰，現在呢？一個強大的德意志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就在對岸，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對英國資產階級的巨大心理威懾和對我方工人的巨大鼓舞。
法國革命更是一觸即發，成功可能性很高。
國際力量對比己經改變。
第三，我們自己也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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