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普金看著羅斯福那張在燈光下顯得有些蒼老的臉。
一九三三年上任的時候，羅斯福的頭髮還是深棕色的。兩年多過去了，鬢角的白髮己經很明顯了。
新政的每一條法案，都在國會山經歷一場惡戰。最高法院也在跟他作對，己經判了好幾個新政法案違憲。
“哈里，”羅斯福的聲音忽然放輕了，“你知道我今天晚上最怕的是什麼嗎？”
“什麼？”
“不是英國人垮了。是美國人知道了真相。”
霍普金斯的手指微微僵了一下。
“什麼真相？”
羅斯福的目光從他臉上移開，
“美國人民如果知道——歐洲的工人比我們過得好。德國的工人一天工作七個小時，有帶薪假，有免費的學校和醫院，有住得起的新房子。而我們的工人，在大蕭條第六年，還在為一份每週六天的工作擠破了頭。如果美國人民知道了這些——你覺得他們會怎麼想？”
“所以，哈里——宣傳的事，不只是為了軍工訂單。是為了不讓美國人民看到那些他們不該看到的東西。柏林的公園、柏林的新房子、柏林的工人帶孩子去度假的照片——這些東西，不能讓美國人看見。”
“所以，我們在報紙上、在廣播裡、在電影中——要說的內容與肯尼迪在柏林看到的，是兩種不同的東西。我們要說德國是一個暴政國家，德國人民生活在恐懼之中，德國的工人是被迫勞動的奴隸，德國的孩子被政府洗腦。
這些不全是假的——德國的政治體制確實和我們不一樣，德國確實沒有我們理解的民主自由。但這不是重點。重點不是德國有什麼，重點是美國有什麼。”
“美國有自由。有民主。有憲法。有選票。這些是德國沒有的。這些是我們的護身符——不管它們現在還能不能真的保佑我們。”
霍普金斯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了一九三二年的冬天。羅斯福第一次和他談起“新政”的那個晚上。
羅斯福說：“哈里，這個國家需要一場革命——不是流血的革命，是和平的革命。我們要證明，資本主義可以在不推翻自己的情況下自我改良。如果我們做不到，他們就會做到。”
三年過去了。新政的的確確的做了一些事，但沒有做到足夠。經濟沒有完全復甦，失業率仍然很高，貧富差距沒有縮小。
而那些“他們”——歐洲的共產黨人——在沒有“和平改良”的情況下，做到了羅斯福想做但沒有做到的事情。他們讓工人住進了新房子，讓孩子吃上了肉，讓老人有了養老金。
“總統先生，”霍普金斯站起來，走到門口，又停下來，“我會安排宣傳的事。軍工產能的事，我明天和內政部、陸軍部的人開個會，拿出一個方案來。”
說完，霍普金斯走出羅斯福的辦公室，門在他身後輕輕合上。
羅斯福則是默默地把電報收好放回抽屜裡。
半晌，他拿起電話，搖了搖手柄。
“接司法部。我要和卡明斯檢察長談話。”
與此同時，華盛頓，司法部大樓。
霍默·斯蒂爾·卡明斯站在他那間位於西樓的辦公室窗戶望出去，可以看見賓夕法尼亞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車流和人流。
今年六十五歲的卡明斯，己經在司法部長的位置上坐了兩年多。
一九三三年因原司法部長托馬斯·沃爾什猝死而接任以來，他做成了幾件大事——推動阿爾卡特拉斯島聯邦監獄的建立，整合司法部內部散亂的調查機構，並在今年正式組建了聯邦調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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