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說兩句。”
會議室最末端的座位上，一個老少校站了起來。他叫赫伯特·威爾遜，是第八軍輜重營的營長。
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在一個被包圍的城市裡，在一間昏暗的會議室裡，和一群同僚討論“要不要起義”。
“我三十三年前入伍，那時候，維多利亞女王還在位。我入伍的那天，連長對我們說——‘你們是英國陸軍計程車兵。你們的職責是保衛國王和國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許投降。’”
“三十三年了。我走過很多地方，見過很多人，打過很多仗。我見過國王，見過首相，見過那些在白廳裡指點江山的人。他們每個人都說同樣的話——‘英國不會倒下。’”
“但他們都走了。他們去了加拿大，去了澳大利亞，去了南非。在白廳裡指點江山的人，現在在多倫多的豪宅裡喝著茶，在悉尼的海灘上曬著太陽，在開普敦的酒莊裡品著紅酒。他們把我們留在這裡。把你們——把我們——留在埃克塞特，讓我們替他們‘堅守到最後’。”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個女人和兩個孩子，站在一棟灰色的房子前面，笑得很燦爛。
“我不知道我怎麼回去。我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回去。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我在埃克塞特被打死了，我的妻子不會收到一枚勳章。她只會收到一封信。信上說——‘我們遺憾地通知您，您的丈夫在戰鬥中陣亡，為國王和國家獻出了生命。’”
“國王和國家。國王在哪裡？在白金漢宮。國家在哪裡？在利物浦，在曼徹斯特，在謝菲爾德——在那些升起了紅旗的地方。那些地方己經不是英國了。那些地方是紅色的。”
“威爾遜說得對。”卡特萊特站了起來，雙手撐在桌面上，俯身看著在座的每一個人。
“我們不欠這個國傢什麼了。我們欠的是自己的命，是跟著我們出生入死計程車兵的命。他們的命不比白廳裡那些人的命賤。他們的妻子、孩子、父母——不比那些己經逃到加拿大的人低一等。”
他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摺好的信箋，展開，放在桌上。
“這是我起草的一份檔案。標題是——《第八軍起義部隊告全體官兵書》。”
所有人都看著那張紙。
“內容很簡單。
第一，我們宣佈脫離英國政府軍的指揮體系，加入英國紅軍。
第二，我們要求保留原有建制和武器，接受英國紅軍的統一指揮。
第三，我們要求對所有起義官兵一視同仁，不歧視、不報復、不追究過往。”
“我己經和城外的紅軍指揮部透過電臺聯絡上了。他們的答覆是——接受。只要我們在城內發動起義，配合紅軍攻城，他們保證所有起義官兵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
韋斯特少校疑惑的問卡特萊特。
“卡特萊特中校，你什麼時候聯絡的？”
卡特萊特看著他。
“今天下午。在蒙哥馬利去廣場講話之前。”
會議室裡響起一陣低沉的議論聲。不是反對，是一種“原來你己經準備好了”的釋然。
“卡特萊特中校，”福雷斯特少校的聲音比剛才平穩了許多，“蒙哥馬利怎麼辦？”
所有人再次安靜下來。
“我們得把他抓起來交給紅軍。”卡特萊特說。
丹比少校則有些激動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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