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九三六年西月十一日，上午九時。
柏林的春天比芝加哥來得早。椴樹的枝頭己經掛滿了嫩綠色的芽苞，有些己經迫不及待地展開了半片葉子，在清晨的陽光下薄得透明，施普雷河的水面上泛著碎金一樣的光，河岸上的行人脫下了厚重的冬衣，有人穿著夾克，有人只穿一件薄毛衣，步子比冬天時輕快了許多。
韋格納在辦公室裡正沉思著，今天早上的《柏林日報》頭版通欄標題是《歐洲社會主義經濟共同體正式啟動——十二國代表簽署柏林宣言》，配了一張照片——他在簽字。
韋格納放下了報紙，從桌上拿起那份電報。是凌晨五從紐約轉發過來的，美共中央的明碼電報，電報很短，短得讓人不敢信。
“美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沉痛宣告：
本黨書記厄爾·白勞德同志，於今日凌晨西時三十一分，在密西西比河東岸東聖路易斯的戰鬥中英勇犧牲。”
他的手指在這幾行字上停了一下。
白勞德。他認識白勞德，這是一個他知道名字、讀過文章、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見過幾次面的人。
上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三三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全會上，白勞德作為美共的代表坐在最後一排，他發言的時候聲音很大。
韋格納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太能說，太會喊，太像那種在集會上把口號喊得震天響、回去之後該幹嘛幹嘛的職業革命家。
他見過太多這種人了——嘴上說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手裡攥著的是自己的仕途、自己的安全、自己那點見不得光的小算盤。
在他從後世的眼光看來，白勞德也是這種人。
他回到辦公桌前，坐下來，拉開抽屜，從裡面翻出一份檔案，裡面裝著一份一九三五年美共提交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工作報告。
一九二九年經濟危機爆發後，德國人民委員會抓住機會，利用歐洲社會主義國家聯盟的整體優勢，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進行了一系列精準的操作。
成功抄底了美國資本家在危機中急於脫手的優質資產——鋼鐵廠的股票、機械製造企業的債券、甚至一些銀行的控股權。
這些資產在危機中跌到了白菜價，但它們的根基是健康的，只要渡過危機，就會重新增值。
德國沒有把這些資產全部據為己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透過共產國際的渠道，轉交給了美國共產黨。
美共拿著這些資金，在工人失業最嚴重的時候建立了免費的職業培訓中心，在農民失去土地的時候提供了低息貸款，在貧民窟裡開設了診所和食堂。
這些行動不是宣傳，是實打實的救命。
一個在底特律的汽車工人，如果他的孩子能在美共辦的診所裡免費看病，他的鄰居能在美共辦的食堂裡吃上一頓熱飯，他的工友能在美共辦的培訓班裡重新學會一門手藝——他不一定會加入共產黨，但他一定會記住：
在他最難的時候，是誰幫了他。
這就是美共能夠在短短幾年內從一個小黨變成控制八個州的重要政治力量的根本原因。
但美共的同志們也清楚，槍打出頭鳥。
右翼的幾個州被羅斯福用政治手段一個一個地收了回去，不是因為右翼的綱領不對，是因為右翼的鋒芒太露。
他們搞民兵，搞閱兵，搞“向華盛頓進軍”，把羅斯福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了自己身上。結果是什麼？結果是聯邦調查局的檔案櫃裡，右翼分子的檔案比左翼的厚了三倍。
美共吸取了這個教訓。他們控制了八個州的重工業基地，但他們沒有大規模擴軍。工人赤衛隊的架子搭起來了，兵工廠的生產線改造好了，民兵的編制確定了，但大部分部隊處於“紙面編制”狀態——有番號，有指揮員，有通訊聯絡，但沒有滿員，沒有齊裝，沒有進入戰備。
不是不能，是不敢。一旦擴軍，就會給華盛頓提供口實：“共產黨在準備武裝叛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