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二十四史，洋洋灑灑，帝王將相的名字成千上萬。可你我這樣的普通人，我們的祖祖輩輩，那些在田間地頭勤懇勞作的先人，那些在作坊裡敲敲打打的先人，連在史書的註腳裡，留下一個民字的機會都沒有！”
雷霆上前一步，按住陳啟明的肩膀問道：
“這，公平嗎？”
“這是真正的歷史嗎？！”
陳啟明手中的毛筆“啪”的一聲掉在地上，墨汁濺開。他臉色煞白，渾身都在輕微地顫抖，感覺自己過去二十年建立起來的整個史學認知，在這一刻，被雷霆這番話，砸得粉碎。
是啊......這......是真正的歷史嗎？
......
京城學界泰斗，京師大學堂史學教授顧景明。
此人年過六旬，滿頭銀髮梳理得一絲不苟，身上總穿著一件熨帖的舊式長衫。他是光緒朝的翰林，也是中國最早接觸西方蘭克史學的那批學者之一。他一生治學，最重考據，以無徵不信四個字為立身之本，門下弟子，無一不是考據學的好手。
顧景明為人孤高，既看不起方振國等人動輒引用西學理論。空談主義的作風，斥之為淺薄空疏；
也對勞思遠那幫人抱殘守缺。為滿清招魂的論調嗤之以鼻，譏之為自欺欺人。在學界，他是一個不屬於任何派別的中流砥柱，一個只信史料。只認考據的純粹學者。
連日的論戰，早已傳入他的耳中，但他一直不曾發一言。直到雷霆那篇《不除病根，何談枝葉》刊出，將矛頭從具體的歷史事件，上升到整個史學方法論與民族精神的層面時，這位史學泰斗，終於坐不住了。
一份名為《國風日報》的報紙上，顧景明親筆撰寫的文章《論史學之正統與體例》，悄然發表。
這份報紙不如《晨報》激進，也不似《甲寅》那般陳腐，它一向以學術性。嚴肅性著稱，讀者多為京城的學者。教授和高階知識分子。
顧景明的文章，通篇沒有點任何人的名字，文筆也一如他本人，冷靜。剋制，不帶絲毫火氣。
“近來報端喧囂，中西新舊之爭，甚囂塵上。有言我華夏一無是處者，亦有言我祖宗完美無缺者，皆是情緒之談，非治學之正道。”
文章開篇，便將所有參與論戰的人，都歸入了情緒之談的範疇，盡顯大家氣度。
“史學者，何為？考史實，求真相，以鑑得失也。其根基，在於一個信字。何為信？有徵方為信。何為徵？官修之典，朝堂之錄，當事人之筆記，凡此種種，有白紙黑字可查者，方可為信史之基石。”
“故而，治史之正統，必以官方正史為經，以帝王將相之言行為緯。何也？因其乃歷史之決策者，其一言一行，足以動天下，變國策，成敗興亡，皆繫於此。其言行，亦皆有起居注。實錄。詔書可考，此乃史學研究最可靠之支柱。抓住此主線，方能釐清歷史演變之關鍵節點。”
這段話擲地有聲，直接闡明瞭他所堅守的傳統史學觀。
緊接著他筆鋒一轉，雖然依舊不點名，但矛頭所向已是昭然若揭。
“近聞有論，欲將史學之目光，下移至販夫走卒。鄉野愚氓。其心或佳，然其法大謬。試問，販夫走卒，可有日記傳世？鄉野愚氓，可有奏疏留存？其一生行跡，不過是街坊之口耳相傳，鄉間之模糊記憶。以此為史與搜神志怪。演義小說何異？”
“強行拔高所謂民間。百姓之地位，只會令史學研究，失去其客觀。嚴謹之根基，最終淪為抒情之工具，演義之附庸。此乃對史學之最大傷害。我輩治史者，當引以為戒。”
這篇文章，邏輯嚴密，論點清晰，完美地代表了當時中國最主流。最正統。也是最強大的史學觀點。
文章一齣，學界一片叫好之聲。
方振國讀後，雖不完全贊同其對民間的貶斥，但對其無徵不信的嚴謹態度深表欽佩，認為這才是做學問的樣子。
勞思遠一派的人更是如獲至寶，認為顧景明此文，是對雷霆那種歪門邪道的迎頭痛擊。
一時間，顧景山先生此言，乃史學之不易至理，成了北平學界人人稱道的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