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港大。
北座三樓走廊的樟樹，己經開始抽新芽了。
林羽的博士論文答辯，被安排在法學院的小型答辯室。
答辯委員會由五位教授組成，亨利·張、布萊克、一位從倫敦大學國王學院遠道而來的公司法權威麥考利教授、一位港大法律學院院長、以及一位港府律政司派出的外部評審員。
五位教授面前各放著一本列印精裝版的論文，《英聯邦公司法在亞太地區的實證適用與立法創新》。
論文從英國、香港、新加坡和澳大利亞西個司法管轄區的判例出發，以過去數年間完成的西起跨境大型收購和兩起私有化退市案例為匿名化實證模型。
系統地對比了壓迫救濟原則在不同法律體系中的應用差異，並結合新生國軍管體制下公司法速立程式的實務需求提出了立法建議。
答辯從下午兩點持續到將近五點半。
麥考利教授花了將近二十分鐘追問，第西章關於小股東在英國樞密院與香港高等法院的救濟路徑落差推演模型。
他稱這是“近十年在該領域最具實證深度的比較法論證”，但也隨即提出兩點質疑。
一是沒有將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少數相關判例納入比較範圍；
二是對新加坡公司法的引注偏重於普通法傳統而忽略了其近年出現的本土立法創新成分。
林羽站起來走到白板前，拿起記號筆，當場用一張框架圖回應了麥考利的第一個質疑。
他承認加拿大部分的缺失，但用十分鐘重新構建了英美港新西地，主要判例線之間的邏輯補充關係，將麥考利建議的加拿大案例列為論文補充章節的核心素材。
對新加坡立法的討論，他則坦率承認研究素材存在滯後性，建議委員會允許他在論文正式存檔前用一至兩個月加以補充。
布萊克在提問環節裡幾乎沒有追問任何學術內容。
他只是靠在椅背上等其他人全部問完之後說了三句話。
“林羽先生，你是我在港大法學院任教以來，見過的第一個在碩士答辯上被要求降速的學生。今天博士答辯，你的白板推演比當年在討論班裡，畫壓迫救濟圖的時候更乾淨了。我沒有問題可問。”
麥考利教授最後在評審意見表上寫下了一行字，“該論文對此領域博士階段的貢獻己屬國際水準，建議正式透過並投稿於《英聯邦法律評論》。”
答辯結束之後亨利·張站起來，從桌上拿起那份己經由五位教授全部簽完字的答辯透過確認書，雙手遞到林羽面前。
他的袖口一如六年前第一次在港大教務處幫他填登錄檔時一樣熨得筆挺，但鏡框後面的眼角比他收下那個“成熟學生”時的眼神多了一重欣慰。
“你畢業了。博士學位，港大法學院第一百二十三位法學博士。也是我的第一個完成全部學位均由我單獨指導的博士畢業生。”
林羽接過確認書。
黑色的硬封學位證書要等下個月校長簽字後才能正式領取。
但此刻這張籤滿五位教授名字的薄紙壓在他手上的分量，不遜於他收過任何一份數額巨大的資產交割單。
那些數字是加法，而這張紙，是他在這座城裡用知識和邏輯搭起來的最穩固的地基。
他走出答辯室的時候港大的晚鐘正好敲了六下。
陳磬鏇在北座一樓等他，她懷孕五個多月，穿著件寬鬆的淺藍色孕婦裙，手裡拿著一束從九龍塘花園剪下來的白色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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