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戰爭這一人類這個物種身上近乎永恆的頑疾，它大概會直到人類這個物種徹底滅絕後才會一同逝去，亦或者等到人類作為一個整體邁入全新的階段，戰爭這一頑疾或許便會隨之消失。
呼籲反戰在人類社會的大部分時期其實都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哪怕是到了後世，人們對於所謂的反戰也是各有各的看法和見解，不過總得來說，反戰在後世已經算是一種相對比較普遍的共識。畢競很少有人會不想過上和平的日子。
不過戰爭顯然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話題，人類顯然又善於遺忘，在各自心懷鬼胎。各有各的算盤的情況下，戰爭大概仍會發生，並且將繼續發生。
但這並不意味著反戰不正確，某種意義上，人類大概就是在對那些美好的事物一次又一次的呼籲。對那些醜惡的事物一次又一次的否定中，才能實現緩慢的上升。
而在1853年的歐洲，人們對於戰爭的看法在口頭上似乎普遍厭惡戰爭，但在精神上卻可以說是接受甚至崇拜戰爭。
理智上厭惡戰爭的原因，是歐洲在經歷了拿破崙戰爭後，普通民眾對戰爭的殘酷感到陌生與恐懼。自由貿易思想盛行，人們似乎相信商業紐帶能讓戰爭變得過時。
不過問題在於，雖然才和平了幾十年，但很多人已經覺得吃得太飽，該給自己找點事情做做了。長達數十年的和平讓許多人感到社會沉悶。物質主義氾濫。於是，戰爭在文學和哲學中被極度浪漫化，被歌頌為治癒民族「軟弱病」的良藥。男子氣概的試金石。這種情緒在歐洲相當普遍，甚至不限於軍人，其它階層也相當熱衷。
所以總體來說，此時的人們並不真心厭惡戰爭本身。他們厭惡的是戰敗。混亂和持久戰帶來的破壞，但對於一場想像中能速勝。帶來榮耀。淨化民族的「正義戰爭」，主流社會可謂是充滿嚮往的。真正堅定。從道義上徹底反戰的聲音，在這一時期恰恰是邊緣的少數派。
這種總體情緒無疑在後來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後果，不光是克里米亞戰爭，後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是將整個歐洲世界徹底打碎，整整幾代人吞下了這一苦果，然後帶來了更為深刻的思考。當然，「正義戰爭」同樣是政治哲學與倫理學中一個古老而持久的命題，隨著時代的變化，這一標準同樣在不斷變化，而按照後世的正義戰爭標準，那就是你顯然不能在一個被入侵國家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呼籲反戰。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而從米哈伊爾的視角看來，接下來將要發生的克里米亞戰爭顯然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為了爭奪地緣政治利益而進行的一場狗咬狗式的「戰爭」，它的發動者是各國的統治階級，而代價卻需要底層的人民群眾來承擔。並且因各國軍事體系的腐朽無能，釀成了慘重的人道悲劇。
參加克里米亞戰爭的各方都有自己不同的動機，民族主義情緒。帝國間的紛爭與宗教勢力交織在了一起對於土耳其人來說，參戰是為了保衛他們衰亡中的歐洲帝國。面對俄羅斯以保護奧斯曼帝國境內東正教徒為幌子而發動的侵略，他們必須予以反擊，同時還可以藉此壓制本國境內的伊斯蘭和民族主義革命。英國聲稱其參戰的目的是保護土耳其人免受俄羅斯的欺凌，但其實他們更關心的是打擊俄羅斯帝國，擔心以後雙方會在亞洲地區成為競爭對手，同時英國人還希望藉助這場戰爭推動其在奧斯曼帝國內的自由貿易和宗教影響力。
對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來說，克里米亞戰爭給了他一個行動的機會，即使不能重拾他伯父拿破崙的輝煌，至少也可以讓法國在境外重新得到尊重。提升影響力，或許還能重繪歐洲版圖為一個自由主義國家的聯盟，實現拿破崙的理想。
沙皇尼古拉一世則要對克里米亞戰爭負最大責任，而他發動這場戰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登基二十七年給他帶來了膨脹的虛榮與傲慢，在頭腦中形成了一套強國應該如何對付弱小鄰居的念頭，同時他還嚴重誤判了列強對俄羅斯舉動的反應。
最重要的是，他相信他發動的是一場宗教戰爭，一場聖戰，目的是保護奧斯曼帝國內的基督徒。沙皇把擴大俄羅斯版圖當作自己的天賦使命，即使要與全世界作戰，也要把自己的東正教帝國擴張到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
即便參戰的各方都是各懷鬼胎，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給自己找上一些足夠「正義」的幌子，同時還要透過各種手段來發動普通民眾，從而讓他們痛快地走上戰場，流血犧牲。
英國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構建「恐俄症」，戰前，英國媒體長期將俄國描繪成歐洲的野蠻威脅和文明的對立面。這樣一來，英國參戰的理由自然就是自由理應戰勝野蠻，保衛文明。
而法國則是在此基礎之上，利用媒體巧妙地喚起公眾對1812年拿破崙徵俄失敗的記憶，將克里米亞戰爭定義為「復仇之戰」，成功燃起民族主義情緒。
沙皇尼古拉一世則是宣稱戰爭是為保護奧斯曼帝國境內的東正教徒，將其定義為對抗穆斯林異教徒的「聖戰」。這種「第三羅馬」的使命感在篤信東正教的俄國社會底層極具號召力……
倘若米哈伊爾以這種視角看待這場戰爭並且去做些什麼，那他註定什麼都得不到，還會惹來參戰各國的統治階級和大部分民眾的反對。
不過米哈伊爾本來就是出於道義而非利益才想去做些什麼的，但如果想要真正的做成一些事情，那麼切入的時機非常重要。
如果能讓《日內瓦公約》提前出現那就真的再好不過了……
當然，關於如何在混亂的局勢當中儘可能的推動這件事，米哈伊爾還在思考。
至於《日內瓦公約》的意義，其偉大之處在於它承認戰爭是殘酷的現實，但拒絕讓殘酷成為不受約束的藉口。這是人類良知的底線的一個體現。當然，簽訂條約和具體執行如何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有一定的約束總是要比沒有強。
而在1853年的1月份，米哈伊爾仍然在處理和交接一些事務。
當時間來到如今這個時間點時，《野性的呼喚》這部作品的最後一期內容也已經刊登在了《新世界文學月刊》上了。
也正是在這最後一期，紐約的眾多讀者才終於得知了巴克的結局。
儘管巴克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主人，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巴克還是不由自主地看向了森林深處：「………這些影子如此蠻橫地召喚著他，使他對人的歸屬感一天淡似一天。密林深處迴響著一種呼喚。神秘。令人激動。富於誘惑。每當聽到這種呼喚，他就情不自禁地背棄火堆和四周被踐踏過的土地，鈷進森林，越走越遠。
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要去哪裡，為什麼去。那呼喚聲慢慢地在密林深處迴盪。但往往是一踏上沒有人跡的柔軟地和綠萌，對約翰；桑頓的愛就又把他拉回火堆旁邊。能留住他的只有桑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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