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梯上了二樓。
門開啟，走廊裡鋪著暗紅色的地毯，兩邊牆上掛著幾幅油畫，每隔幾米就有一盞壁燈，光暈柔和。
一個穿灰色制服的年輕女人迎上來，二十出頭，臉上帶著職業的微笑。
她訓練有素，眼神先落在客人臉上。
但看清林姣的模樣時，她還是沒忍住，目光閃了一下。
這層樓她幹了兩年，來來往往的人見過不少。
穿三件套西裝的男人，頭髮梳得一絲不苟，手裡提著公文包，走路帶風。
偶爾也有女人上來，但要麼是跟著老闆來的秘書，手裡抱著資料夾，低頭快步。
像眼前這樣的年輕漂亮的獨身東方女人，一個人走在前面，後頭跟著保鏢，她從沒見過。
這地方是男人的世界，從一樓大廳到二樓走廊，從交易池到休息室，清一色都是男人。
偶爾有女人出現，也都是做事的，沒人會覺得她們是來做股票交易的。
當然，她知道更多內幕。就算這個交易所內有的女秘書沒有交易執照，實際上卻替那些拿著高薪的男性註冊經紀人打理大額賬戶，但是她們也只拿著微薄薪水，且永遠都站在背後。
眼前這位，看年紀頂多二十，穿著一身素淨的衣服，臉上淡淡的，沒有那種剛進這地方的好奇，也沒有被注視的緊張，她光明正大的出現在這裡。
接待員收回目光，臉上那點意外迅速藏好。
“您好！您是林小姐吧？何先生己經打過招呼了，己經為您預留了單獨的休息室。”
林姣點點頭，跟著她往裡走。
這種注視她早就習慣了。
從香江到紐約，這樣的目光無處不在。
穆里爾·西伯特這位華爾街第一夫人還要再等七年才能買下她的交易所席位，成為那個男人堆裡唯一的女人。她後來當了紐約州銀行總監，開了自己的公司，但在1967年之前，她走過的地方，也沒有女廁所。
此刻的紐約，正在醞釀著後來那場轟轟烈烈的女權運動。三年後的1963年，《女性的奧秘》剛剛出版，點燃了無數郊區主婦心中的火。全國婦女組織還沒成立，但那些受過大學教育的女人，己經開始質問：為什麼我只能做秘書，不能做經理？為什麼同樣的工作，我拿的薪水只有男人的六成？
可質問歸質問。1960年的美國，報紙上的招聘廣告還分兩欄。男性欄裡招的是經理、工程師、銷售主管；女性欄裡招的是秘書、接線員、售貨員。法學院和醫學院的錄取名額，明目張膽地給女人設上限。
法國女人連銀行賬戶都要丈夫簽字才能開。1965年之前，己婚法國女人在法律上是無行為能力者，不能工作，不能開戶，不能籤合同，除非丈夫同意。
而日本女人在1960年忙著參加安保鬥爭。六百萬工人罷工遊行，女人也在隊伍裡。可工會報紙上畫的主婦形象，永遠繫著圍裙、抱著孩子，旁邊配的文字是：我們母親孕育生命，我們也將守護生命。她們是工運的主力，但在工會的想象裡，她們首先是妻子和母親。
而在大陸，1950年的婚姻法給了女人離婚的自由，1954年憲法上寫上了男女平等。但是法律是一回事，日子又是另一回事，女工們幹一樣的活，工資卻比男人少一截。農村婦女下地掙工分，回家照樣伺候公婆、做飯洗衣、家裡家外一把抓。可她們還是咬著牙幹，想要證明女人也能扛起流水線，也能掙工分，也能撐起半邊天。
英國那邊也好不到哪兒去。女醫生、女教師、女公務員努力爭取同工同酬，從1955年爭取到了現在，對於她們來說還不知道何時才能實現，不過從歷史的結果來看，她們還需要再努力一年。
而在英國殖民的香江，維多利亞港的桅杆比教堂的十字架還密。
船從倫敦來，從紐約來，從海市來，卸下全世界的貨，帶走全世界的錢。碼頭上的人說著各種話，誰有本事誰就能活下去。
